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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情报史上神奇一页——记黑龙江兵团侦听队的发展始末
黑龙江兵团网   2008-5-1      作者:李植谷    来源:
 

我军情报史上神奇一页

——记黑龙江兵团侦听队的发展始末

李植谷

1971年底,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在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下,民兵性质的、由兵团司令部侦察处主管的兵团侦听队应运而生了。在日后五年多的时间里,它由创建到发展。1976年,随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撤销,恢复农垦建制,兵团侦听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兵团侦听队像一支开放在边疆黑土地上的奇葩,生逢其时,绽放鲜艳,凋谢也顺应天时。应当说,兵团侦听队的故事,堪称我党我军情报史上颇为神奇的一页。

 

“鸭蛋河”边的秘密连队

 

据我们所知,在我党我军情报工作历史上,组建一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侦听员的培养比较困难,不仅要求具有军事头脑、军队无线电通讯的相关知识,而且还要掌握监听对象的语言。

1969年,珍宝岛战斗爆发,当时我军对苏情报工作可谓一片空白。与此相反,前苏联对我国情况则相当了解。建国初期,苏方对我实行经济援助,曾派遣了大批经济、技术和军事专家。当时苏联规定,这些专家所参与的所有中国工程项目,都要把图纸一式两份,送交莫斯科国家档案馆存档。50年代,我军从总部至各大军区、院校,都有苏军顾问团。我军使用的东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原件,也是苏联出版的。所以说,苏方对中国的情况更为了解。

面对上述情况,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为了开展对苏情报工作,沈阳军区司令部毅然决定在兵团组建一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在当时解放军系统内,军一级的野战部队也还没有建立侦听队。沈阳军区司令部认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有深厚的战争资源潜力。几十万知识青年爱国心强,朝气蓬勃;兵团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部署有上百个团场,屯垦戍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犹如布下一张人民战争的巨网,给对手以震撼。兵团部队的支前能力在珍宝岛战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点在当时的苏联刊物中也是承认的。当时被我方捕获的苏联特务,也坦白要搜集兵团部队的情报。当然,组建一支侦听队还有一个必要条件,作为主管兵团侦察工作的我,1949年参军,在军校毕业之后,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又是解放军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在调往兵团工作之前,在沈阳军区技侦部队任业务处长四年,在组建和领导侦听队方面具有资格。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对于沈阳军区司令部关于建立兵团侦听队的决定是非常重视的。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亲自带领我为侦听队选址于黑龙江萝北县城以南四公里处,即为兵团二师十四团团部附近。当地的地名叫“北京庄”(因五十年代一批北京支边青年来此地垦荒而得名)。其选址理由为:(1)距兵团机关驻地佳木斯市较近,便于平时指导和战时调用;(2)该处位于兵团沿江一线团之后的二线团之地,战时比较安全,平时易于接收苏方公开的和秘密的无线电信号;(3)该处紧靠一个农业连队,便于生存;(4)该处依山傍水,地形便利。小山四十余米高,遍布柞树,十分隐蔽,便于架设笼形接收天线收听苏方无线电军用信号。小河名为“鸭蛋河”,流水潺潺,可以捉鱼,还有可供游泳的水泡子。

为了慎重选址,我又带人在该处进行了“试听”,尔后上报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得到批准后便开始了具体的组建工作。

侦听员全由知识青年中选调。1969年初珍宝岛事件后,黑龙江兵团为了战备急需,在每个团选调一名知青,共约百人,送黑龙江大学接受为期十个月的俄语突击集训,以充当战时的初级翻译。1971年底兵团组建侦听队时,就在这百名知青中选调了四十名俄语基础较好的培养侦听员。此外还物色了三名有无线电爱好的知青培养无线电技师,连队会计和炊事班也清一色由知青组成。开始阶段,侦听队的领导班子,选调了一名年纪较大、已成家的复员兵,为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任命两名知青为副队长,分别主管业务和生活事宜。后来时间不长,指导员因家庭生活不便,就由一名女知青顶替为副指导员。至此,侦听队清一色由知青组成,生龙活虎般的一个连队正式诞生了。

 

借来东风  强化训练

 

兵团侦听队成立后面临两大中心任务,一是要实现生活自给,二是要使侦听员掌握俄语,达到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以及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要完成第一项任务,对于兵团连队来说比较容易。困难之处在于要完成第二项任务,俄语训练的前提,在于寻觅高水平的俄语教员。

我把目光瞄向了黑龙江大学。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还未结束,大学处于瘫痪状态,众多教员下放劳动锻炼,他们正担心丢掉俄语专业。我手持兵团介绍信,以加强战备为名,要求黑大革委会派遣教员支援兵团的训练工作,得到了对方的全力支持。在长达四年的俄语教学中,黑大先后派遣了近十名年富力强的讲师,不间断地到连队驻地授课。他们按着外语教学的规律,分阶段派遣基础课教员、口语教员、听力教员、分析课教员上门服务,先后计有徐翁宇、王长春、张惠森、钟鼎、邵洪芳(已故)、王烈汉、马继芳(女)等诸多讲师(据我了解,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知名教授)来连队授课。他们在教学中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高尚品质,事业心强,不计名利,甘愿吃苦。他们当时大多已逾中年,在连队驻地与小青年同住大通铺,同吃大锅饭,不拿兵团的一分报酬,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知识。他们在连队教书育人,还帮助领导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在连队唯一的收获,是俄罗斯新鲜语言上的积累。他们在连队可以自由地收听前苏联的俄语广播,收看苏方的电视节目,阅读一些苏方出版的刊物,从而丰富与积累了大批新鲜的俄语词汇。而这种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原单位是根本不允许的。

黑大老师与小青年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小青年回哈市探家时,给老师捎去一些当时城市短缺的豆油、毛嗑(葵花籽)等食品;老师休假后由哈市回连队时,也特意给小青年买些糖果、奶粉之类的食品。应当承认,黑大老师在连队生活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的。有一次,我与留过洋的邵洪芳老师聊天时,他坦诚地说:“连队生活清苦,最大的问题是到茅房解大便,实在是冻屁股……”我听后也只能是苦笑一番。北大荒冬季,室外气温达零下三十多度,厕所简陋,冷风刺骨,他说的话是实情。许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实在感到内疚,作为一个小领导,我当时因条件所限,对这些可敬可爱的黑大老师们关心不够。

1972年初,侦听队开始正规的俄语训练后,经过三年的学习,侦听员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企图急于上机工作。但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领导告诫我,一定要坚持侦听员熟练掌握俄语后再上机工作,避免吃“夹生饭”,不然上机后听不懂俄语通话,还得再回过头来搞训练。这样,一直坚持到1974年冬,才正式结束俄语训练。

在上机工作之前,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军区情报部从技侦部队调来一名侦听教员陈祖安同志,来侦听队进行专业训练,教授军用俄语、网台通讯知识、收讯机的操作调试等课目。至于苏军编制装备、识图用图等基本军事常识则由我来介绍。为了提高听力,还组织侦听员,分批与被我方扣押的苏方越境分子直接对话。请我军边防部队的资深翻译到侦听队授课。我还从兵团知青中,物色到一名从苏联远东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市),1966年归国的华侨青年,到侦听队担任口语教员。她的名字叫程志刚(女),在苏联出生,归国前是中学生。文革中她从北京华侨子弟学校来到兵团农业连队,由于表现优秀,入了党并担任副连长。这位姑娘性格豪爽,作风泼辣,她的俄语比汉语还要熟练得多。她的到来,为我们搞听力训练增添了许多活力。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兵团几十万青年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

 

上机实战  屡建奇功

 

1974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训练,终于迎来了上机工作的一天。侦听员的主力分成几个组,部署在驻地山上的机房内,侦听目标为苏方边防部队的情况。还成立了一个校译组,负责情报整理,兼管图书资料(当时已收集了一些书籍,其中《苏联大百科全书》就有两套)。尔后又相继派出了两个机动组收集情报。一个组赴黑龙江省黑河市郊江边的一个兵团养奶牛连队,监听江对面苏方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即海兰泡)边防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另一个组赴乌苏里江边兵团六师二十三团驻地(东安镇),收看伯力市的电视节目,收集苏方的社会信息。上述三地收集到的情报,最后由校译组整理成文字,经萝北县城邮局,上报军区情报部。紧急情况,可用电话直接报兵团侦察处。

兵团侦听队上机工作时间不长,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兵团和军区情报部的嘉许。1975年苏美首脑在莫斯科举行战略核武器会谈时,侦听队及时报告了会谈的公开情况。侦察处每日上班时,都要向兵团首长送交“简报”,报告前一天的会谈进展情况,兵团首长甚为满意。至于书面送交给军区的苏方社会信息情报,其数量几乎占军区情报部每期印发的《军情通报》的80%以上(我不是在这里吹牛,因为这是有据可查的,当时军区情报部为了鼓励全区情报部门广泛收集情报,《军情通报》上刊登的每一条信息之后,都要注明上报单位)。正因为如此,军区情报部还特意在1975年秋,于兵团侦听队驻地,召开了全军区电视接收点的现场会,总结和交流收集苏方社会信息的经验。此外侦听队还搞了一些俄文书籍的翻译工作,并为军区情报部翻译了一份苏联远东地区大比例尺地图。

至于侦听队的生活生产事宜,这是兵团的强项。成立之初,兵团拨款为侦听队新建了四栋砖瓦房(山上的机房、办公房、宿舍房及食堂各一栋),配备胶轮拖拉机一台,从邻近的农业连队划拨了一部分土地。连队成立的第二年,就实现了粮油肉菜四自给。摆在面前的唯一挑战,是如何实现“工资自给”,军区情报部,兵团侦察处,及侦听队全体同志都在思考着答案。最后还是集中群众智慧,想出了一条办法。侦听队无线电技工徐辅明是北京知青,他的妈妈会用缝纫机扎花,技术精湛。于是就在1975年冬,请她老人家专门到连队,在女生中教授这门手艺。军区情报部特意为连队采购了十台缝纫机及布匹,学习制作枕皮及被单等商品,准备出卖弥补工资收入。这本是一件挺好的事,只可惜在女生们学会了这门手艺之后,连队也临近撤销,不得不就此作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军区情报部从策划成立兵团侦听队,到培育这支民兵性质的侦听队健康成长,从思想教育到物资支援,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军区情报部当时的陶云光部长、陈业轩副部长、李海波副部长、姜寿昌副部长,都曾先后或多次到连队驻地视察指导工作。陶云光部长还曾住在连队搞调研,与小青年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鼓励青年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为情报事业效力。

 

完成使命   功成身退

 

1976年,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经济建设日益成为首要任务,取消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并转制为原来的黑龙江省农垦系统,已经摆到议事日程。战备任务减轻了,现役军人根据自愿多数也要回原部队,兵团侦听队当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解散侦听队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安置。我暗下决心,先安置好青年的去向,再考虑我个人问题。1976年,哈尔滨市到兵团招工,在兵团司令部军务处的关照下,二十来位哈市知青全部返城。剩下的北京、宁波、上海等地的知青则更为幸运。当时北京知青孙琳(女)的父亲在中央联络部工作,他传来消息说,中央调查部急于招人,我立即派人到北京汇报推荐。中调部了解情况后,特地派了两名资深工作人员,到侦听队驻地考察实际情况,对小青年的素质和俄语专业水平极为满意,事后很快调去七人(五男二女,其中包括两对恋爱对象)。这时,还有两名无线电技工办理了入伍手续,调入军区技侦部队。侦听队剩下的非专业人员调往兵团驻地佳木斯的基层单位工作,不久也都返城了。至此,侦听队的人员安置全部完成,个个皆大欢喜。

侦听队的知青应当说是极为幸运的。兵团广大知青在黑土地上常年生产劳动,而侦听员却在接受难得的培养和教育,给他们的人生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高校停课,人才断档,兵团侦听员正好赶上了这一空当。所以,他们返城后,加上自己努力,有的成了俄语教授、博士、硕士,有的搞起了对俄贸易,不少人成为国家公务员。

1978年,我调到了北京,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小青年再次找到我“秋后算账”。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文凭热”。小青年们虽身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由于没有文凭,返城后只能按工人待遇,对他们的工作安置有影响。我虽然起草并打印了一份有关侦听员培养教育全过程的说明,但寄出后毫无效力。被逼无奈,我开始了索要文凭的艰难之路。我找到一位非常能干的北京知青侦听员,去哈市黑大商谈,去大连找原兵团领导申述,去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面谈。几经周折,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当时的沈阳军区李海波参谋长(他原来是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副部长)。1969年底兵团侦听队成立的当天,恰好就是他亲自到连队讲话,尔后又曾数次去连队视察。他个人的记忆力出奇得好,故对兵团侦听队的创建和结束经过十分了解。这时,黑龙江大学也出具了有关侦听员俄语水平的证明。加上在历史档案中,找到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关于组建兵团侦听队的决议案原件。经过李海波参谋长的批准,所有侦听员终于得到了由沈阳军区签发的宝贵的大专文凭。沈阳军区司令部军训部经办的参谋人员不解地感叹,给地方知青发放军队的文凭证件,真是不可思议啊!

   

时过境迁,上述回忆已过去三十多年,我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回忆往事,我悟出的唯一道理,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使他们学有所成,对个人这是立命之根,对社会这是立国之本。还要多说一句,在高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人民战争的思想也还是要坚持和发扬的,这是我们的强点。

 

 

 

                     前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

                                       李 植 谷

                                   2006年5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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