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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才:兵团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我看兵团》之一
黑龙江兵团网   2013-7-21      作者:陈吉才    来源:陈吉才

兵团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我看兵团》之一

陈吉才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组建到撤销,恰逢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评价兵团往往与文化大革命交织在一起。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我觉得首先要把兵团与文化大革命分开,不能把兵团当作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我所以强调这一观点,是因为前些年我看到一本书,名叫《黑龙江垦区发展简史》。此书20028月和20038月两次印刷发行,是专为垦区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编印的教材。

该书把兵团八年历史编为第三章,称曲折发展时期(1967-1978。其实,真正兵团史应该是自19687月始,至19768月。该书第三章第二小节,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危害。

我反复阅读,从中怎么也看不出文化大革命及“左”的错误对垦区经济造成多大的危害,反而觉得是兵团的失误对垦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多次点名兵团如何如何。

如本节开篇说:“黑龙江垦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生产秩序未被打乱,因而1967年仍然获得了建场以来最好的收成。19661967年连续两年盈利,1967年盈利达5179万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左’的思潮日益泛滥,对国营农场的冲击愈演愈烈,到1968年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全垦区经过20年摸索逐步建立起来的生产指辉系统被打乱,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被废弛,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生产的停滞和经济的破坏。”

接着便点名说:“生产建设兵团批判了国营农场贯彻执行的有效经营方针,只强调‘以粮为纲’,片面追求粮食亩产量的提高……”然后讲,“从1969年到1973年,5年累计亏损了5.37亿元,平均每年亏损1.07亿元”(见该书122)。

在讲到经营管理违背经济规律时说,“由于批判了‘五条’和‘十六条’,原来农场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被排斥。原有农场以上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绝大多数被下放,或进各种‘学习班’。兵团的现役干部只有3000人,全部安排在农场以上的领导机关”(见该书129)。

在讲到废弛合理的规章制度时说,“兵团将财务部门改为供应部门,除保证现役干部的经费及着装供应外,只配少数会计人员,从事日常的记账、算帐”(见该书124)。

在讲到实行平均主义工资制度时说:“生产建设兵团断言‘两结合’工资制和全民所有制不相适应,而取消了这一制度”(见该书125)。

在讲到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时说,“生产建设兵团主张不能靠拖拉机、康拜因,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荒”(见该书127)。

在讲到强迫命令违背生产规律时说:“由于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化管理,生产和工作秩序也强调高度统一,加上对原农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歧视,兵团很多干部只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小农经济、小生产的传统观念来认识、指挥机械化大农业生产”(见该书128)。

上述观点究竟是讲文化大革命及“左”的影响对垦区的危害,还是说兵团工作失误给垦区带来的危害?读者一看即明。

笔者认为,评价兵团的历史,一定要把文革的危害与兵团的工作失误严格区分开来。既不能把文革造成的危害让兵团代之受过,也不可把本是兵团工作上的失误硬贴到文革身上。

前中央党史负责人胡绳同志说:“写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一定要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并非一切全错了。”

他说:“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建设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能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办的一些事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批判。”

胡绳同志的这一观点,是我们撰写、评价兵团历史必须把握的观点。从组建兵团的历史背景看,兵团的组建与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是战备需要催生的兵团。

当然,由于兵团生不逢时,他不可避免的带有这个时期的政治烙印。而这个时期政治烙印最突出的就是“左”。如果把这一时期全社会的“通病”看作是兵团固有的,显然是不客观的,不公道的。

就拿批判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来说,早在兵团组建前,各农场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影响,各项规章制度均已被批判、被废弃;兵团组建后,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兵团不可能、也没那个觉悟和胆识,把原农场文革初期刚刚批判的各项规章制度重新恢复起来,只能是紧跟中央继续批、深入批,而且要上挂下联,上纲上线。

如对原农垦部下发的“五条”和“十六条”(19648月中央对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工作的批示和196525日农垦部党组通过的《关于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的批判。兵团要求要上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下联各农场推行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而且在批判中,把原来农场称为“旧农场”,把“五条”和“十六条”分别加上了“黑”字,以示大批判的深入扎实。如果说这是兵团的工作失误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一失误也是难免的。因为当时不要说兵团,就是全国,又有多少人具有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呢?退一步说,即便当年有人有那个觉悟,谁又敢于逆文革潮流而动、公开出来叫板呢?

还有解放干部的工作。

兵团组建时,原农场干部大部分已靠边站,有的甚至被批斗。据《全书》大事记分卷138页记载:“19673月垦区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各级组织被红卫兵组织接管代替,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一切处于混乱状况,派性斗争激烈。”

196710月,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运动遍及垦区,东北农垦总局领导张林池、彭达彰、王正林、蒋寿鹏、赵清景等都被揪斗,或到农场游行。”

面对这一情况,兵团组建后,立即着手解放原农场干部工作。而且工作进展很快,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后来对农场干部,特别是对原农场场长、书记解放后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问题。即原农场的场长、书记很难官复原职。这是因为兵团组建时,各团团长、政委由沈阳军区任命,且大部已任职到位。所以原农场的场长、书记解放后,大多数按副职安排,保留原职级。有些同志对此有想法,甚至对兵团有意见。

我觉得一些同志有想法、有意见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干部被打倒、靠边站一说。兵团组建后,根据中央和省里精神,尽快地把被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尽管有些同志的安排不太合理,本人有些想法,但兵团毕竟是尽了力的。如果把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全记在兵团头上,兵团岂不是费力不讨好吗?

历史的车轮,已碾过种种硝烟和尘埃,奔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寻梦大路上。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央已有定论。黑龙江垦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何评价,笔者不敢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兵团工作好坏与垦区文化大革命不能混为一谈。

                                (未完待续)

(陈吉才  本网编委  原兵团司令部办公室秘书  后黑龙江农垦总局纪委常务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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