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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龄:兵团第一个返城知青
黑龙江兵团网   2013-6-28      作者:姜海龄    来源:北大荒日报 李春发

夏确立:兵团第一个返城知青

  姜海龄

   

编者按语  如果你要问,原兵团47万知青中,谁是兵团第一个返城知青?本网没有做过这一课题的调查研究,不敢妄言。再说,在这么多年可见到的兵团有关资料中,也没有人做过考证。今天,本网发表姜海龄的文章,第一次提出“兵团第一个返城知青”的命题,并指出此人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一师七团一营(现赵光农场原一分场)五连的哈尔滨知青夏确立。从时间上说,夏确立在1970年下半年就回城了,不管什么原因、什么背景,在兵团京津沪浙黑五地知青中还真算早的。今后如果没有人能够提出比夏确立更早的返城知青的证据,那就说,没人挑战兵团的这个第一,我们就认可了“夏确立是黑龙江兵团第一个返城知青”。                  ——编者 吕书奎

 

1970年,正是全国城市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正风起云涌之际,作为接收安置知青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单位——刚刚组建一年多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落实中央下达的接收安置知青计划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一师七团一营(现赵光农场原一分场),却发生了一名才下乡一年多的知识青年返城的事情。

这名知识青年返城,既不是他本人主动申请要求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家庭发生了突然变故而不得不返城的,更不是因他本人得了什么严重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被迫返城休养治疗的。那么,在当时的背景下,为什么发生了这起“逆潮流而动”的怪事呢?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68年冬,我们一师七团一营从哈市接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是哈尔滨六中的。哈六中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与哈三中、哈师院附中等名校并驾齐驱,是培养大学生的重要摇篮之一,其中不乏高干和知识分子的子女。

当时下乡来我们营的,除哈尔滨伟建机械厂夏总工程师的大儿子夏确立外,还有省内著名华老中医的儿子华士范及其女友苏荣,黑龙江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刘克屏的女儿刘丽娜,及曹江萍,孟令云等。

   

不速之客

19705月下旬的一天,营部突然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他们既不通报姓名又不告诉单位,还指名要见营长,行动十分诡秘。

 因为刚开始夏锄,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才从连队回来。本想洗一把就睡觉,刚打回一盆水,通讯员林刚过来了,告诉我有几个人在营里招待所等我,说一定要见营首长。我一边洗脸,一边叫林刚把他们请过来。

三人进屋后也没有寒暄,竟用一双毛贼似的眼睛对办公室仔细地扫视了一遍,生怕我简陋的办公室里有能伤害他们的暗器似的。

“你是营长呀?”第一个进来的人对我说。

“对,我是营长,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刚一见面,他们就给了我一个不友好的印象。我在工作中,交往过许许多多的客人,以及知青们的家长,还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鬼鬼祟祟的。所以,也没给他们让座。

“唉呀,我们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为首的人40多岁,穿一身很显眼的草绿色便装,个头不高,微微发胖,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不大的眼睛,说话口气挺粗,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头了。

他不客气地坐到椅子上。跟着他后面的一个是大块头,一米八十往上的身高,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一脸疙疙瘩瘩的横肉,五大三粗的,一看就是一个四肢发达、有一身蛮力的打手。

另一个是有胡须的中年人。细高挑的大个头,长瓜脸上的一双贼溜溜乱转的眼睛,有点像《水浒传》里偷鸡的时迁。他从兜里掏出一盒“迎春牌”香烟,先送我,又依次给他的伙伴,自己嘴里才叼上,划着了火柴,又给我送过来。

“对不起,我不吸烟。”

我看不懂他们的行为,用手挡回了他划着的火柴。他点了一下头,又给两个伙伴点上了烟。

“营长,这位是……?”

那个头儿模样的吸了一口烟,一边用眼睛瞅着林刚,一边问我。

“他是营里的通讯员小林同志,你们来后不是见过他了吗?”他们不礼貌的行为,使我很不高兴。

“我是问他从哪个城市来的?”他马上补充说。

“你们不会听吗,他说的不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吗?”我用训斥的口气回答了他。

“呵呵,呵呵,听出来了。我们是哈尔滨六中工宣队的。我姓刘,是工宣队的队长,他俩是跟随我的李林和大王。”

他连连地点着头,有些虚伪地发出似乐不乐的呵呵声,并自荐地对我说。

“远道来的客人,欢迎欢迎。”

我擦干了双脚,穿上鞋,站起来和他们握了手,并指着椅子叫他们坐。

“我们想同营长单独谈一谈。”

还是刘队长说明了意思,不想叫林刚在场。

“怎么这么神秘呀?林刚回去休息吧!”我叫林刚回去休息,林刚听他说是哈尔滨六中工宣队的,狠狠地瞅了他们一眼,噘着小嘴走了。

“隔壁有没有人呀?”刘队长还是不放心地问我。

“这是我们营机关,不是宿舍,武装营的领导需要代班,我才住在办公室里,现在已经10点多钟了,深更半夜地哪还有什么人呢?”我很生硬地回答他。

“营长同志,你不要误会,我问的不是多余,因为我们要办的事是很保密的,是为了追查我们六中黑五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你们营六中的学生多,怕他们给传出去。”

刘队长一边吸着烟,一边跟我说。

“你们直接说吧,这里就我自己。”

我突然想起来,哈六中工宣队在一月份没通过团营机关,直接去连队宿舍,抄查过刘丽娜的行李,强行拿走了她放在棉被里的银行存折。他们极左的行为给营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林刚走时狠狠地瞅了他们。我也马上警觉起来。

“是这么回事,你们5连的夏确立,是哈尔滨伟建机械厂夏总工程师的大儿子。夏总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在国家挂了号的反动学术权威,有重大的历史嫌疑,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派过来的特务。工宣队进驻六中后,不仅发现夏确立参加黑五类,有恶毒攻击革命组织的活动,还发现夏老狗的新罪行。教英语的老师把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连到一起,翻译成英文,就是复辟的复合音,说明他一直想对社会主义复辟。他还幕后指使夏确立,写过不少恶毒攻击、破坏文化大革命、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文章。从我们已掌握的材料看,他们父子完全可以定为反革命。”

不管我听没听,他一口气地往下讲。

“我记得你们六中工宣队很能耐,不用通过我们营连组织,就直接抄查过刘丽娜吗?这次怎么没直接去找夏确立。”

我听他说完,抢白地问他。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不单纯是找夏确立谈问题,而是要把他带回哈尔滨,叫他彻底交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为什么让你们给保密呢?是怕发生意外。他弟弟不像夏确立,从小练武,现在虽说才十几岁,十个八个的都不是他对手。脚一跺就能上房,脾气还特暴,动不动就伸手。现在在北安二井子农场下乡。如果有人给他送个信,他马上就会跑过来。那样,我们不仅不能把夏确立带走,说不定我们还会受到伤害。为了能顺利地完成此次任务,所以才请营长帮我们保密。”

他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

“你们的要求很特殊。说实在的,你们如果是在我们营内,找夏确立谈问题,我们肯定能同意,还可以很好地配合。不管要谈多长时间,我们都能支持,也不怕你们占用生产时间。要把他带走,这事就复杂了,我个人不能简单地答复,等明天同营里其他领导研究一下再说吧。”

他们突如其来的要求,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我还是耐住性子,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说,并想出了暂时应付他们的办法。

“那好吧,我们就住你们营里的招待所了。请你明天早些给我们一个答复,别耽误了时间。”

刘队长倒不客气,竟自安排了他们仨人的住处。

 

第一回合

 这一夜我没睡好,反复思考怎么处理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们不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我兴许还真能叫他们把人带走。他们把问题提高到“反革命”的杠杠上,我不得不慎重了。

说心里话,那时候我刚30岁,工作也算勤奋,不仅天天下连队,了解和掌握全营的生产情况,就是对全营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不能说全都认识,全都了解,但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大多数都能叫出名字来。特别是有突出特征的,对他们的印象就更深。

和夏确立虽然接触得不多,但因他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文学素养高。营里召开的生产誓师或大批判会上,5连的发言稿写得通顺流畅,我很欣赏。连队的领导告诉我,这些稿件大多都是夏确立写的。我是学中文的,就很自然地关心起他来,并且还看过他的档案。知道他父亲是伟建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共和国诞生后,从美国绕道欧洲才回到祖国的,是国际飞机制造业中著名的专家。夏总工为新中国飞机工业发展呕心沥血,本来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在这突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被批斗的革命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夏确立的同学们都说,夏确立是六中的高材生,没有文化大革命他早在某个大学里上课学习了。他本来是大有发展、大有前途的青年,现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兵团当一名战士,说白了就是农工,锻炼改造自己。现在,这一股极左的势力,连这一点最正当的要求也不给他了。

同时,夏确立的父亲正同党委书记王富海(他的两个子女也在我们营六连)一起被批斗着。现在我怎么能叫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人带走呢?我对夏确立还能做些什么呢?面对自己所钟爱的战士和来自社会的强大的政治压力,我深深地陷入到自我矛盾之中。

“你们带介绍信了吗?昨天晚上我忘看你们的证件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和他们接触时,忽略了查看他们介绍信的环节,马上到招待所找他们。

“有,有。”刘队长赶忙从衣兜中掏出了一张介绍信,递给我。

“哎哟,这事还真有些麻烦了。这是你们工宣队自己开的,我们不能凭这张介绍信叫你们把一个兵团战士领走呀。”

我接过介绍信,虽然仅有几个字,我特意地看了好几遍。这是一张随便写在便笺上的介绍信,押盖了一枚工宣队的公章。我一下子找到了抵拒他们的理由。

“营长同志,我们工宣队虽然不是革命政权,可也是按毛主席指示去改造上层建筑的,难道你不承认吗?”那个叫李林的跟我瞪起了眼睛。

“营长同志,我昨晚跟你说明白了,我们把他带回去,把问题弄清楚了,他能经得住审查,这对大伙不都好吗?”刘队长自动缓和了口气,和昨天晚上的态度判若两人。

“营长同志,你让我们把他带回去,我们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也不会影响你们什么。你若信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打个收条。”那个细高个的大王也接上了话头。

“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叫你们把人带走。再说,我们是生产建设兵团,不是物资商店。夏确立是兵团战士,不是商店里的商品,怎么能随随便便打一个条就叫你们带走呢?”

我很严肃认真地对他们解释着,口气十分坚定。

“营长同志,你说说到底怎么办好呀?”刘队长窘迫了,几乎是和我商量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不能叫你们把夏确立带走。”我的话仍很坚定,没给他们留下商量的余地,并把介绍信还给了刘队长。

“好吧,今天我们就不带人了,你不是说我们的介绍信不好使吗?我们现在就回去,拿上边的介绍信来。但我们对营长有两条要求:一,不能把夏确立放走,下次来了夏确立不在,我们可跟你营长要人;二,不能把消息透露出去,不能叫他弟弟来搅乱,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他们被我给将住了。三个人凑到一起,合计了一会儿,刘队长也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是守纪律、有秩序的,我们说的话向来是算数的。”我也毫不示弱地回击着他们。

“你等着,我们现在就走。”几个人穿戴好,刘队长带头转身走了。

我也没挽留他们。

双方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走后,我冷静下来,才觉出这件事真是很复杂、很棘手。好在赢得了时间,有机会认真考虑和处理它。我马上把后勤排中的和夏确立要好的姚坤找来,叫他隐约地给夏确立透个气,思想上有个准备。并告诉他,不要向外扩展六中工宣队来过的消息。

 

 

第二回合

“营长同志,这是香坊区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在你们这管用吧?”六中工宣队的行动很迅速,没等我跟营里其他领导研究呢,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返回来了。

刘队长口气中蕴含着严重的挑衅,他把一张通用的介绍信递给了我。我这才发现,他们这回来了5个人。

“哎呀,你们别说,这张介绍信在这还真不好使。”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就放到桌子上,也生硬地用话给顶了一下。

“营长你懂不懂,我们香坊区革命委员会是‘东北新曙光(当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难道在你们这也不好使吗?”那个细高的大王抢着跟我讲,他想用大帽子把我压住。

“我说不好使,不是说香坊区革委会。你们想一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接收安置知识青年是遵着中央的布署,是落实省市统一分配的指标。他们来兵团就把户口、粮食关系等全迁到兵团了,说明他们不是哈尔滨的市民了,怎么能凭区级革委会的一张介绍信就把知识青年领走呢?”

我一着急,不管合不合乎逻辑,给他们讲了一大套道理。

“好,好,你这么说,我们不跟你辩,现在就回去,给你开市的、省的介绍信来。”

我这几句话还真挺灵,刘队长一听,我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一甩手,领着他的一帮小兄弟走了。

 

找上级  搬救兵

 此时我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的处理已超出了我个人的职权范围,思想上也有了沉重的压力。我马上找到教导员谭喜同志,和他沟通了情况。他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曾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任过处长。1958年主动要求转业来北大荒,16级老干部,比我大20来岁,是一位老前辈。组建武装营时,组织上按着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让他下来和我搭班子。我十分敬重他。相互间的关系很融洽,工作上配合得很默契。

我把情况一介绍,谭喜教导员也很同情夏确立,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我又很快地和在连队蹲点的曲副营长、于副教导员通了气,他们也都支持我的意见。为了把事情处理得更周到、更妥善,我到团部向团首长们做了汇报。

 老团长罗义是原“1124”英雄集体的总指挥,具有典型的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对我说,我们是受中央军委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是解放军序列,一切行动都是按军队的标准执行。做一名基层干部,能关心爱护自己的战士是对的,应该发扬。哈尔滨六中工宣队是一个地方组织,和我们兵团是两个系统,他们不经过团营机关,擅自到基层连队,不管他搜查谁,还是审查谁,都是错误的,更谈不上把战士们带走了。下次再来时,跟他们讲明白,到兵团来要按组织程序行动,不能绕过团营机关,自行其事,到处乱闯。

 政委张福兰同志,是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的上校军官,十三级的高级干部,正直稳重,原则性很强,是我们年轻干部的良师益友(现已92岁高龄了)。他谆谆地告诫我说,对待知识青年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管是刘丽娜,还是夏确立,对他们都要保护。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他们的思想都是单纯天真的,不论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可教育、可改造的,他们都是祖国的未来。哈市六中对他们采取的行动都是过左的,都是对伟大领袖战略布置的干扰,不利于大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六中工宣队毕竟是一级组织,他们来是一种组织行为。下次再来,一定要认真地跟他们讲政策、讲道理,不要跟他们斗嘴仗,要以礼服人。如果他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就让他们自行其便吧。但是有一条,不能叫他们随随便便地带走人。他们认定要带走人时,叫他们到上级机关去,办完办好各种手续,把夏确立调走好了,以后和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还特意指示赵跃庭副参谋长,就此向师部通报一声。征求他们的意见,保持和上级机关的一致性。

 要通了师部军务科的电话后,赵副参谋长叫我直接向徐科长汇报一下。

徐科长也是头一次碰上这种逆潮流的事情,一面支持我们营团两级的意见,一面又给我们接通了兵团军务处的电话。我又详细地向王处长作了汇报。王处长表示,他也是第一回碰上这种违背政策、不合常理的事,不仅向兵团首长作了汇报,还告诉我们,他们下次再来时,叫他们必须到兵团去一趟,把事情当面和兵团谈一谈。

 四级组织意见一致,思想统一,不仅增加了我对此事处理的信心,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

 

亮出底牌

“营长同志,请你看仔细了,这是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你该没啥说的了吧。”

他们真够神速的,第三天上午又返回来了。这回来了8个人。一见面,刘队长就递上介绍信,还是用极富挑斗的口气跟我说。

“是啊,这张介绍信绝对好使。但是我还觉得,对待兵团战士、对待知识青年都是大事,我想还是慎重些好。我想你们还是在我们营里坐下来,把问题的调门降几度,面对面、心平气和地把你们需要的情况弄明白、搞清楚,对各方面不是都好吗?”

我尽量把语气放平和,很认真很耐心地跟他们说。

“营长同志,跟你说明了吧,从我们第一次来,就按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思想上早就作好了排除来自各方面干扰的准备,下定决心把他带回去,坚持肃清他在六中的反革命流毒,不达目的,我们决不罢休。”

刘队长还是那个劲儿,一边吸烟,一边表达他的决心。

“既然你们的决心这么大,我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过,今天还是不能叫你们就这么轻易地把人带走。你们还需要到团部、师部,乃至兵团,把调动他的手续办齐、办全了,我们马上就放人。”

我仍然耐心地跟他们说,想叫他们知难而退。

“营长同志,上次来,我们不是跟你把事情说明白了吗?我们把他带回去,核实完他攻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就把他放回来,还用得上这么办吗?”刘队长觉得要按我说的办法,他有些棘手挠头了。

“必须这么办。这几天我也跟各级领导机关打了招呼,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夏确立在营里一天,就是一天的兵团战士,我们各级领导都得保护他、爱护他。不管谁来,拿什么样的介绍信,我们都不能随随便便叫人把他带走。刚才我又跟你们讲了,最好是在营里把问题解决了。你们不同意,现在只好这么办了。你们把他调回六中,他就是你们的职工了。你们再怎么审查他,我们都管不着了。”

我也彻底地和他们亮了底牌。

“我们没有作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向区革命委员会请示一下,行吗?”

刘队长也看明白了,不这么办,我们肯定不能让他们把夏确立带走。而把夏确立调回去,和给他办理各种调转关系,又不是他一个小小工宣队长所能决定的。只好央求我,借用营里的电话用了。

 好在这次来了8个人,占六中工宣队的一大半,其中不乏有手眼通天的能人、红人。几个人研究了好一阵,又从营里要通了香坊区革委会的长途电话(我们不仅是武装营,还是老通北农场,通讯设施比较完备和先进)。一个身份特殊的中年人直接跟区革委会一把手通了话。

 就这样,他们又去了团、师和兵团。

 

无奈放人

“营长,各种手续都办完了,你不会还有什么新的要求吧?”他们还真把各种关系办好了,见面后就把各种材料撂到我的办公桌上。

“你们的意志够坚决的了,祝福你们。”

我没啥好说的了,让军务(管劳资的)按程序把夏确立的各种手续办完了,和工宣队作了交接。又叫文书和5连打了电话,叫他们把夏确立和他的行装送到营部。

我和刘队长又作了一番交待。希望他们能妥善安排夏确立的工作和生活,在思想上政治上能善待他。

“他现在已不是你们兵团的战士了,这些事情就不用操心了。”他们当中两个大块头,像对待囚犯似地守在夏确立的左右。刘队长也狠狠地抢白我了。

“好吧。夏确立,你自己保重吧。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天不会塌下来’。”

我为没能保护好自己的战士而感到内疚。最后,面对夏确立,也只能祝愿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哈市,度过难关。

 

“胜利者”成“被动者”

后来听说,夏确立被带回哈六中不久,上边就指示伟建机械厂,把夏总工程师解放出来,恢复了他的工作和待遇。随之,哈六中工宣队也不得不停止了对夏确立的审查。

 之后,六中革委会、工宣队和区革委会,又反反复复地作夏确立的工作,动员他再次上山下乡。

已经饱尝了上山下乡艰辛的夏确立,牢记离开连队时大伙对他的嘱咐,紧闭其口,拒不表态,且天天按时到六中上班,看报纸,复习功课。还按月按时,找校革委会和工宣队要工资和粮票。

刘队长把夏确立带回市里时,曾答应他的区革委会主任也下台了,说的话也不算数了。一时,夏确立啥关系都落不上,刘队长没有办法,自认倒霉,当事者共同为夏确立的日常生活掏腰包。

把夏确立带回哈六中时,刘队长他们是红得发紫的胜利者,没有几天就变成自食恶果的被动者。他们只好四处奔波,天天写申请,层层打报告,托门路,找领导。最后,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到1971年才把夏确立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落上。夏确立没有接收单位,那只好由六中按编外职工对待。

 

结束语

夏确立的返城故事,是几十万黑龙江兵团下乡知青人生履历中带有苦涩与诙谐的一页,是深深打上特殊年代社会生活被扭曲印记的一幕。这一页、这一幕,现在的人已无法理解当年的疯狂与荒唐。但,那就是历史,我们共和国走过的、在我们一代人身心留下难以磨灭记忆的历史。

让我们藉此记住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知青中第一个返城的人——夏确立。

 

(此文经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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