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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禄:子虚乌有的“三把火”——16团三知青曾经蒙受的一桩冤案
黑龙江兵团网   2013-5-28      作者:刘铁禄    来源:刘铁禄

子虚乌有的“三把火”

——16团三知青曾经蒙受的一桩冤案

刘铁禄

        

“李老八”这是个人的名字吗?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称呼?他究竟有什么道行?怎么就能造孽出来那些害人的“三把火”呢?

我说说曾在16团发生的一桩令我们终生难忘且催人泪下的实事。

 

相聚在28

 

“李老八”叫李恩臣,他起先在黑龙江兵团1628连,是我们的副连长。管他叫李老八,是1968年来的北京知青们当时给他起的一个外号。那时他还是个副队长,其实大伙是看他成天一点儿活也不干,心里都鄙视他。

李恩臣是个大学生,老家在辽宁,那时二十六七岁。他是东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伏尔基河农场(16团)28连的,据说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农业经济管理。

我是天津知青,我们是1968107日到的兵团。到达16团时,这里的天气挺凉的了,几天前下了一场小雪,所以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已是一个雪的世界。我们下车的新华小火车站,和对面的16团团部以及一些直属单位的屋顶上、都留着残雪。这时16团宣传队的北京知青和一些欢迎的人群都站在路边的雪地里,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带队的老师告诉我们,中午要在团部吃顿饭,下午就要分到各连去了。

我们班一共来了8个男生,有7个分配在28连。天津知青里还有另外一些女生,是我校另外一个班的,有十来个人。初中时我们男女生分班,和她们都不认识。好在天津知青都穿着黄颜色的大棉袄,挺好认。天津知青比北京知青到28连晚了些日子,他们是1968615号来的28连,我们是同年105日来的,后来连里又来了一批哈尔滨知青,到了1968年底,连里总共有80多位知识青年了。天津知青的人数和北京、哈尔滨的人数相比少多了。

1969年过完年,大老徐连长让我和一个老职工去团部学习木匠,在那干了有二十来天。4月上旬,从团部木材加工厂学习回来,我们俩就在木工房附近的戗锯架子上干活。

干了没有几天,一天下午连里突然开会,说要在我们连的东边建一个新连队,去新建连的十几个人中有我。当时我心里一惊,我又要走了。想起我们班一块儿来的8个同学已经走了4个,刚到兵团,邱邦颖就分到29连。过了些日子,陈禄昌、安福生两人又去了筑路连,杨建华这才又去了水泥厂。我要去的这是个新建连队。想到这里,不觉得心里闪过一丝离别的凄凉。

最初,我并没有想到要去开天辟地,可连里为什么让我们去呢?仅想到这是连里不要我们了。但我这时没有表现出半点不高兴,好在新连队在离这里不远,走就走吧。可是隐约觉得,这件事对他们调走的人来说又是件喜事,连里共有20个人要去新连队,我看他们个个都兴高采烈,挺高兴的样子。

这些人里有老职工王殿武、老宋;本地的知青梁朝生、王建国、孙花芳;还有北京知青赵虹、刘建堡、刘海云、张海平、钟海明;还有哈尔滨知青田桂林、王维成、张瑞林、蔡国义、李恒德、耿连生、刘秀华、王茹辉;还有天津知青马佩华和我。

王殿武是个老木匠,他知道我会干木匠活。后来我知道了,是他把我调到33连去的,想让我跟他一块儿干木匠活儿。

 

重聚在33

 

1969413,我们这些去建连的人员就一起奔赴了新的连队。33连就在28连的东边,有十来里地,那时还是一片荒草甸子。调去的人绝大多数是三个城市的知青,总共有15个人,还有几个本地的知青和老职工。当时团里还派去了两个老干部当指导员和连长,是高振民指导员和陈英连长。

新到一个连队,大家白手起家,团结一致,干得都很不错。在三江平原茫茫的荒草甸上建立起33连,按理说,这些垦荒者们个个都有功劳,个个都是好样的。

19695月,33连又来了一批上海知青,9月又来了一批北京的小知青。这时连里总共已经有百八十号人了。

到了新连队,指导员高振民也没有让我干木匠。在建连初期,他就指定钟海明、赵虹和我三个人,担任连队的正排级干部。同时,还安排田桂林担任连里的统计,这是个副排级的干部。别的知青也分管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一个新连队,当时没有鸡吵鹅斗,又没有什么夺权斗争,大家干得挺舒心。

就在我们33连建得刚刚有个雏形,这时,28连的李恩臣又调来了,这是1969年入冬时的事。

这个“灾星”来了之后,正好赶上两件大事。一件是当时中苏边界备战非常紧张,第二件是连队正搞吐故纳新,预备发展新党员。

他调来时是个副连长,来到新连队,本应带领大家搞好学习、搞好生产,给群众作个标杆。可是他却我行我素,依旧是一点活儿也不干,每天高高在上的样子。他这样做很脱离群众,大伙都不认可他。在全连提名新的纳新对象时,大伙只提了赵虹、钟海明,还有我和田桂林,我们四个人。这里面没有副连长李恩臣。

我当时就想,他是刚来,大伙对他还不了解。看着他还是整天什么活儿也不干,我心底里对他又有些耽心,心想,这样的干部怎么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呢?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李恩臣的这次纳新落选,竟像戳了他的肺管子一样,他要把这股气撒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就是这件事,给我们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过了没有多少天,陈连长找我谈话,说现在中苏关系挺紧张,一切从备战出发。我们连队要调整一下领导班子,把三个正排长换成工农出身的人。我是二排长,我表示服从领导安排。陈连长说调我到后勤班去当班长,我就去了后勤班。

后来,我在全连大会上听说,原一排长赵虹,调到二班当战士;钟海明原是个司务长,也是正排级,把他调到一班当副班长。

当时想,这是备战嘛,连队做这样的调整,我们没有意见。我们三个人的父亲都是党员干部,钟海明的父亲还是高干,当时他们还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们就听领导的,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说的。

后来,入党的事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人再提了。这时就快到年底了。把我们三个换下来,这里究竟有没有李恩臣的主意,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想,备战也是国家需要,服从吧。

李恩臣来了之后,逐渐地,又暴露出他做工作不切实际。

举个例子说说。1969年底,连里拉来一口大锅,本来团里是让新连队炒炸药修水利的,会上他却说应该照顾大家的生活,解决干活时的喝水问题。本来去地里修水利,找个人挑点水送去就行。他建议把锅拉到工地上去烧开水,遭到我们的反对。

后来,把锅拉到工地一试,还真的不行。水根本烧不开,又弄得满锅是草灰,水是没有法子喝,只好又把锅拉回来炒炸药修水利。

别看李恩臣指挥连队生产不行,整天不干活儿,却满脑子想着怎么整人。他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抓阶级斗争。一开会,他就先念上两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开始大放厥词。

他有一句有名的口头禅:“你们要会算政治帐,修一段水利能值多少钱,抓个反革命又能值多少钱?”

由此可见,这个李恩臣就是这样一个心里阴暗,“左”得出奇的坏分子。

早在1968年,北京知青刚到28连时,他们赶上了连队的夺权斗争。贫协主任大老徐、技术员李恩臣,和一帮盲流,夺了老复员军人的权,霸占了连队领导岗位。

我们天津知青刚到28连,当时基本上就是看着,觉得那时连队挺热闹。

当时,北京知青们就投入到连队的运动中去了。朱德尧、王春荣、钟海明、赵虹等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向北京”小组,发表对连里的看法和意见。本来,这是件最正常的事了。但是,大老徐、李恩臣对“向北京”小组给他们提意见、谈看法,却耿耿于怀,恨之入骨,认为他们是拥护复员军人,支持原来领导班子,把他们视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甚至还怀疑这些人是北京反动的“五·一六”分子。这个“向北京”小组的成员,就成了李恩臣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利用33连建连的机会,大老徐、李恩臣就把赵虹、钟海明、刘建堡调到新连队,实际上是要搞分而治之。可是善良的人们,怎能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

李恩臣在这次纳新中落选,更印证了他心底里的分析,这个抓阶级斗争上瘾的李恩臣,就要在33连利用一切机会,对这些初入社会、人情世故茫然不知的知青们狠下黑手了。其中最可恶是,他一手炮制了震惊16团的所谓“三把火”。

 

第一把火:草辫食堂

 

19701433连的食堂着了一次火。

这栋食堂是两间的草辫房,它是我们连队盖起的第一栋房子。这天刮大烟泡,特别的冷,全连没有上工,都在屋里学习。中午,有人发现食堂的顶子上面冒烟了,很快,房顶子上面就窜出了火苗。

有人喊:“着火了,快去救火!”

大家立即从屋里纷纷跑出来去救火。经过大家的一番抢救,这场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是,冻伤了很多人。

原来,砌烟囱时,灰浆放少了,砖缝之间有缝隙,火从烟囱缝里跑了出来,把食堂的草顶子给点着了。后来,连里派人上房,用泥把烟囱根又抹了抹,后来盖房就没有再出现这个问题。

那时候,新连队里尽是些知青,老职工很少。你想,我那时就只有18岁,就领着四五十知青干活,都没有多少经验,工作中免不了会出现一些责任问题。这是缺少经验、缺乏管理所致。

有一次,师里通报一个事故。一个新连队,傍晚干完活要下班了,他们回连队需要过河,由于只有一条船,又盛不了二十多人,应该分两次过河。但大家都想早点回家,说咱们就一次都过去吧。结果渡船超载,淹死了有二十来个人。这就是由于严重的经验不足,造成惨痛的教训。

1970121,天刚黑,连队的食堂又着起大火了。这次着火虽然也被大伙救灭了,也就烧了大约十来捆草,但是李恩臣却断定说这把火一定是有人放火,有人在破坏。他让大家在全连搞“忆、查、追”,经过三天的引导,最后他把矛头指到了钟海明身上。

本来,这也是一次无意失职,要追责任,就是食堂的责任。实际上就是死灰复燃,却给钟海明戴上了一顶“反革命纵火犯”的帽子。 

那天晚上全连所有的人都在开会,我们一部分人到连部研究工作,大部分人都分组讨论,全连的人都集中在两栋房子里。

当时连队共有4栋房子,一栋是大坯房,它一拉溜分4间,西头一间是连部,第二间是大宿舍,有人住,第三间还没有人住,第四间是连队库房,这间库房平时就锁着。

和大坯房平行对着的,还有一栋砖房,里面也住满了人。它在大坯房的北面,和大坯房离着有二十多米。在砖房的东头十来米,就是草房食堂。

食堂是坐东朝西的。食堂分两间,北面一间是仓库,南面一间做饭。食堂的南山墙下有个烧火口。在这间食堂的南面十多米,也就是大坯房的东面,是一间老马号,养着两三匹马。

连队当时还有两顶建连时就搭起的帐篷。现在做仓库,里面放着知青们的箱子。

21日晚上6点钟半了,全连的人都集中在大坯房和红砖房内开会,只有一个人在老马号。这个人外号叫“林兔子”,是个老职工。这时,他喂完牲口,要回大坯房宿舍去参加讨论。当他刚出了马号,就看见北面食堂的南山墙着火了,那块儿正是食堂的烧火口。

他一边跑向大坯房,一边大喊:“着火了,食堂着火了!”

第一个从大坯房宿舍里跑出来的就是钟海明。听见林兔子喊第一声“着火了”,他就跑了出来。梁朝生本来就挨着他。他们两个人正在加班,他们要砌大坯房第三间屋里的炕。由于沙子是冻的,他们在大坯房第二间宿舍内化沙子,一边盯着桶里的沙子,一边听屋里人讨论。

听到屋外的喊声,两个人就跑了出来。本来,这个屋里能有不少的人是能够看见他俩的。当他们跑到门外时,两个人还撞见了“林兔子”。其实,这些人都能证明当时钟海明在屋里。

但是,三天后,这些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给钟海明作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救火的过程其实挺简单。食堂的西北侧有个水房,打水挺方便,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把大火给扑灭了。

李恩臣掐着手表,问食堂的人说:“你们做完饭,烧火口清理了吗?做完饭已经快两个小时了,草火又软,它的灰能够再着起来吗?”

他这样问食堂,实际上是问,这着火是不是你们食堂的责任啊?当时,食堂的人不愿意担这个责任,说烧火的人每次干完活,确实都要清理一下烧火口,这肯定没有问题。这样,他们就把这个责任事故中的关键性问题给一口否决了。

不是责任事故,那么这烧火口着火,就是有人故意放火,这个人就是反革命纵火犯。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李老八,这时就要大展身手了,他要把这个反革命纵火犯揪出来。

他先让各班排搞“忆、查、追”。大家几天来忆来忆去,也忆不出什么问题。都说,那天到了火场,就看见钟海明和梁朝生在那里扑火,就问问他们俩吧。

李恩臣就找到梁朝生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全连的人都怀疑你们两个人有问题,你要老实交代。”

起先,梁朝生也是否认。但是,李恩臣说:“那你来解释解释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当时就你们俩在火场,火又不能自己着,那唯一解释就是你们俩放的。”

听到全连的人都怀疑他们俩放火,梁朝生的心里一阵阵地紧张。李老八看出梁朝生有些害怕,心里有些暗自高兴。他想,这是个软蛋,这就是一个缺口,再给他加点儿压力,这两个人,他们家里都有问题,不怕他们不承认。

李恩臣对梁又说:“25连不是有个年轻人放火吗?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你要走什么道路,何去何从你自己选。你想想,你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你自己可千万要考虑清楚。”

晚上,连里又要开“忆、查、追”大会了。会前,李恩臣先给一些班排长们开了一个预备会,又跑到钟海明所在的班排,含沙射影地说,“我们要抓大鲨鱼,鲨鱼可能就在你们身边。”

他要把矛头引向钟海明和梁朝生,要那些排长、班长们带领大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果然,24日晚上一开会,那些人在李恩臣的带领下,先喊了一通口号,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等等。那些听话的班排长们,随即就把火力投向了他们俩,纷纷向他们俩发难,有的人甚至打掉钟海明的帽子。

李恩臣当场宣布,撤消钟海明的副班长职务,把他隔离审查。

这时的梁朝生被彻底吓傻了。他想到,刚刚挨完批斗的父亲梁起义,那是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官,算有重大前科。想到自己又要被连里审查,梁朝生心里慌乱极了。他突然想到李恩臣跟他许的愿,他要是坦白交待了,承认他们放火了,他就能没事。于是,第二天,他就开始承认是他们俩放的火。还编了一些莫名奇妙的缘由,就栽赃到了钟海明身上。

正如李恩臣所说的,梁朝生确实是没事了,可是这违心的承认,从此给钟海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梁朝生承认他们放火了。这时,马号的“林兔子”就不能说那天晚上在大坯房前面看见钟海明了。那天晚上确实黑,他也没有在意是谁先跑出来了,既然是有人承认放火就行了。他这个人也是出身不好,让李恩臣一吓唬,他就怕事了,也不敢出来为钟海明他们作证。

那天在大坯房内讨论的还有许多人。她们当时听说着火了,就急着跑出来救火去了,她们出屋时确实没有见到钟海明他们俩。所以在“忆、查、追”时,她们就异口同声说,她们没有见到钟海明他们俩。 

更为糟糕的是,在李恩臣的各种手段下,有两位女青年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和原因,竟然作出了“看到钟海明和梁朝生是在10分钟以前出去的” 伪证(三年后又都推翻了),这下也就彻底把钟海明给坑苦了。

你看作伪证的作伪证,该作证的又不给他们作证,钟海明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970121出事,钟海明就被看管起来。随后就不由分说,他被李恩臣打成“现行反革命纵火犯”。

经过团里3个工作组的审核,19712月份,由宝泉岭二师师部法庭开庭判案,钟海明就成了知青中仅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团游斗了3天。

从那时起,直到197311月,这近4年的时间里,他都被劳动改造,受尽了艰辛和苦难。当时钟海明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的摧残,身体差点儿就要被李恩臣他们给整垮啦。

 

第二把火:烧过的笤帚

 

第一把火事件发生后,团里很重视,就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进行核实。这个工作组都是男同志,他们就住在大坯房西头的连部,大约有二十来天了,明天一早他们要走了。

他们住的这个屋里,炕还是烧柴火的。头天晚上烧炕时,炕里的柴火由于装得太满,火苗从里面蹿了出来。工作组的同志一看屋里有把笤帚,就用笤帚把草塞进了炕洞。但是,笤帚却被炕洞的火给点着了。工作组的同志赶紧踩灭了笤帚上的火,然后就把笤帚放在门口外边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要回团部汇报,早早地到29连赶公共汽车走了。

李恩臣上班后,来到连部,这时工作组的人已经回团部汇报工作去了。李恩臣一见到连部门口有把烧过的笤帚,此时,他顿生歹意,他要认定这就是33连发生的“第二把火”。

李恩臣此时又故伎重演。首先,他就要认定这是有人故意放火,是坏人搞破坏,这不是想要烧死工作组吗?

他马上就叫来大坯房宿舍的职工,让大家来看,我们连又出现了第二把火,这是有人要烧死工作组。阶级敌人如此恶毒,可见阶级斗争是不抓不行,这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听说连里又发生了要害死工作组的第“二把火”,全连的人都一阵心惊,都害怕沾上此事。

连里第一把火出来之后,听说当时连里就起来了两颗信号弹,那时感到阶级斗争真是复杂。据说连里的人晚上要去上厕所,都得两个人结伴去,免的没有人给作证,可千万别和信号弹或什么案子连在一起。

记得那时李恩臣还搞了两次紧急集合,让全连的人站成两排,相互搜身。还去仓库搜查大伙的箱子,说是找信号弹。弄得全连上下都是人心惶惶。

到底是谁,在连部门口放的这把烧着的笤帚呢?是谁又在连里放的这第二把火呢?

自从连里发生第一把火以后,李恩臣已经布置好人员,要盯牢我们几个人。赵虹、我和田桂林,那天晚上都有人盯着,看这几个人会不会出来作案。那会是谁呢?李恩臣想了一整天,决定还是开大会发动群众,还是要搞“忆、查、追”。

连里为了这把笤帚,又开了两个晚上的“忆、查、追”会。

会上,李恩臣就告诉大家:“为了革命要大胆怀疑,过去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经过李恩臣的动员,大家开始乱怀疑,想想连队这两天有什么不正常的事。

最后,他们终于想到连队锅炉房里,在笤帚着火的昨天,锅炉下面的小冰坝让人给刨开了,弄了一地的水。

李恩臣认为这一条很有价值,这是有人在故意破坏。你想,有人在大坯房点火,还有人在水房制造障碍,阻拦大家去救火,这不是一个有意的合作吗?

本来在一天自然发生的事,就是一种巧合,两者没有什么关系,李恩臣非要说这是“一个阴谋的两个步骤”。那么,咱就看看小冰坝是什么时候搞坏的?我们就从水房入手,也照样能把这个纵火犯揪出来。

看看昨天下午4点谁去过水房?

经过大家的回忆,晚上,北京知青张海平跟连里反映,说她看见过刘铁禄在那个时间挑水去过水房。

李恩臣听后心里一阵高兴。这时会都开到9点多了。各班的小会散了之后,连部赶紧就开了碰头会。李恩臣提出要隔离审查刘铁禄。

都晚上10点了,突然连队紧急集合。李恩臣宣布:“连队‘忆、查、追’有重大突破,有人揭发后勤班长刘铁禄同情钟海明,昨天下午他还去过水房,我们对他要进行停职审查。”

这一晚上,我被关进了大坯房的第三间屋,他们还派了两个哈尔滨知青看着我。

这阵势过去我是没有见过,脑袋有点发懵,过了一会儿,我才渐渐地清醒过来。想想,我确实看见过张海平,但不是昨天,而是前天。我昨天没有去挑水,我是两天挑一回水。昨天下午4点,我是直接去了马号,没有去水房,他们会信吗?我有人证,他们会给我做证吗?

刚才会上还说我同情钟海明,我就跟赵虹说过钟海明。

当时就在我们屋里,我说:“听说把钟海明给关起来了,关在什么地方了?

赵虹说:“关在后面帐篷里了。”

我说:“生炉子了吗?那里多冷啊。”

说话不多,当时就只有王维成在屋里。是谁告诉了连里?我们都是28连过来的老同志,是谁出卖了我?

我心里一阵揪心,心想我这下算是洗不清了。后来,我知道是王维成给我告的密。

第二天晚上开我的批斗会。

他们问我为什么同情钟海明?

我说:“我心里想钟海明不会是放火的。”

他们说:“钟海明放火有人证,你为什么这么包庇他?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前天你去没去过水房?”

我说:“没有去过。”

“你说没有去过,你有证人没有?”

我说:“有,薛伟勇和王勇。”

“你没有去过水房,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说:“你把考勤本给我拿来,我还能说得更清楚,我记得那天四点来钟我正好问薛伟勇几点了,当时屋里除了薛伟勇还有两个人,看考勤本我就能想起来。”

那天我就是要去马号找王勇教他捆跨杆,岀屋时屋里有薛伟勇他们三个人,他们要是能给我作证就好了。

把我关在大坯房里,我又害怕又感到冤枉。渐渐地我想到了列宁、斯大林曾在俄国流放,也住过监狱,最后他们取得了胜利,我就这样安慰自己,盼着审查能早一天结束。

把我关起来,他们继续整我的黑材料,试图找出放第二把火的线索。他们把我的箱子打开,找到我去年写的两首打油诗。我在诗中说要认真学习,应该下“水滴磐石穿”的功夫。这也成了我的黑材料。

李恩臣说:“磐石,只有我们的军队才能称为磐石,你要破坏我们伟大的军队吗?”

有了我这3条罪状(同情钟,去水房,穿磐石),他们就可以给团里上报材料了。这十来天我就被关在大坯房第三间屋,大会小会批斗了我好几次。

这一天,我突然听到他们在大坯房的第一间屋里询问王勇,当即王勇给我做出了有力的证明。关我的屋子和连部隔着一间屋子,我听得非常清楚,我心里暗暗庆幸。薛伟勇他们也会实话实说吧,我心里暗暗地祈祷着。

 

第三把火:大坯房的门

 

正当我力争摆脱审查时,连队的第三把火又起来了。

李恩臣找我说,就在关我的大坯房的门上他们又发现了第三把火。李恩臣煞有介事的跟我说,有人试图点燃我住的那间屋子,他让我看门上那个火烧的痕迹。

李恩臣说:“你不要不承认,你看这是有人要烧死你。”

我看了那个痕迹,我觉得那就是抽烟人,灭烟时的一个烟迹,不大的一块火痕,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这是在告诉我,你快点承认吧,你肯定知道谁是主谋,你们放了火,可他还要烧死你,你快把他供出来吧。当时我知道他这是暗指赵虹。

赵虹是个老高三的,过去是排长,人很稳重,在28连时也是“向北京”小组的成员,来到33连表现很好。李恩臣认为他岁数大,就是我们的头目。

这个李恩臣害起人来没个够,但是没有的事我绝对不能瞎说。

后来我听说,李恩臣把第三把火又扣到田桂林的头上了。这个温文尔雅的老兄,又不抽烟,怎么就扣到他的身上呢?他到过大坯房我这门口来过吗?还是有人揭发他,给他栽脏。

我知道田桂林那时也是经常被李恩臣欺负。有一次,他从连部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说:“李恩臣这太欺负人了。”他本来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看来那次他是气得不行了。由于他也是1970年的纳新对象,他也处处受到李恩臣的压制。

当时李恩臣就是一个设想,33连着了“三把火”——

钟海明一把,刘铁禄一把,田桂林一把。这三把火,环环相连,在这后面还有一个坐镇的总指挥,那个人就是赵虹。

你看,他把我们这,4个入党的纳新对象,想向得有多么狰狞可恶,根本容不下我们。

这时全连、全团都知道33连连续发生了“三把火”,这种形势当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越是这个时候也越出事。连里说,团里最近不断有信号弹的报告,我们连也有人报告发现信号弹,也不知有没有,有不少大概就是流星。当时就弄得全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正在李恩臣大展拳脚,在33连狠抓纵火犯时,突然团里一个电话打到连部,让李恩臣到团部去一趟。到了团里,政治处告诉他,33连的那个所谓的“第二把火”是工作组的责任,不要瞎找了。

随即,连里就把我给放了。把我放回到后勤班,最后又换到普通班里当战士。

原来是工作组的同志,他们后来听说33连又着了两把火,就打听,原来说的就是那把笤帚的事。他们赶快给团政治部打电话,说明情况。团里知道了情况,就立即制止了李恩臣的捕风捉影。

后来,虽然连里继续抓阶级斗争,但就是不再提第二把火、三把火了,但是对我的审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后来再找我,也不再提水房的事了。

这到底为什么?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

他们就说我同情过钟海明,犯有立场错误。他们就把我送回班里,也不让我参加政治学习,说还是继续审查。我就等着吧,这样一等,就又快一年了。

 

李恩臣蔫溜了

 

当时整我时,李恩臣就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若没有问题,我们能审查你吗?”到了现在,事实说明他对我是审查错了。

后来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渐渐地知道李恩臣在故意找我说话,跟我套近乎,我就是不理他,那时心里也不敢理他。

本来,我知道他是个大学生,心底对他有着一分尊敬,这么一整我,我算是彻底看透他了。

2月份,我听说钟海明被正式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同情过他,我心里也觉得有点犯错的感觉。但是我本身没有什么事了,19713月家里来信,我找指导员请假,他们还批准我回天津探亲一次。

过了些日子,工作组的人找我谈话,说我们给你翻案来了,你的事情都清楚了。

我小心地问:“那第二把火也没事了?”

他说:“那是个误会,咱不提了。”

现在你就说说钟海明吧。我一听要说钟海明,就说过去我不认为他能放火。

那个人说:“看你还挺有政治眼光的,那现在呢?”

我说:“我听李恩臣说钟海明后来承认放火了,他承认(其实钟海明没有承认,李恩臣在欺骗群众)了,我还有什么政治眼光。”

他让我揭发钟海明,我也没说什么。

从那以后,我知道我自己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了。

有一天,连里又来了一位新领导,这是个哈尔滨女知青。再后来,就听说李恩臣已被调走了。

我心里想,我的事还没有宣布,他怎么就走了,我去问问新来的副指导员。有一天,我遇到了新指导员葛玉珍,跟她一说,得知她对我的事一点也不知道。我想,这件事,团政治部的人一定知道,我去找找他们去。

到了团政治部,我跟主任说:“审查完了要给我写个鉴定,说审查错了。”

李主任劝我说:“给你档案里写那样一个材料不好,对你将来有什么好处,别写了,好好干吧。”

我想,李恩臣他在33连要抓个“反革命小集团”,没有抓到,他这次是失算了,看来他在33连呆不下去了,他得罪了这么一批人,现在他就像是个小偷一样,蔫溜地逃跑了。

1971年秋天,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国家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33连建得也有模样了,团里在东大甸子建了一条长堤,连里也开始有规模地打粮食了。

我回到了连里,开始新的努力。到了年底,父亲来信,说他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久我又加入了共青团。1972年,新来的邵国有连长让我去种菜,我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73年,连队推荐知青上大学,连里还让我们几个人去参加考试。当时连里推荐的有我、赵虹、田桂林、王维成、姚晓玲。后来,因为张铁生一封信,考试不算数。结果,连里又推荐田桂林、姚晓玲两个党员去上了大学。

但此时,钟海明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他这时也正紧锣密鼓地给自己翻案。他把材料缠成毛线团,秘密地邮回北京,说要织两双毛袜子。这时,他母亲和弟弟也刚从干校回到北京,接到他寄回的毛线,他母亲想,过一阵子再给他织,直到天凉了才给他织毛袜,结果发现了他藏在毛线球中的材料。他母亲看后大吃一惊,急忙找到团中央的老领导胡耀邦,当时耀邦同志也还没有解放。但是,在他全力的关心下,有关方面指示:要彻查此案!

 

海明终获“平反”

 

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兵团机关派人直接到16团查办。

听说中央来人查询此案,这下可把梁朝生又吓着了。他想,还是说实话吧,一下子他就推翻了原来的证词。这个胆小如鼠的怂人,只好招了实供,承认他诬陷了钟海明。

他还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虽然钟海明解脱了,但是,在平反书上,团里没有彻底认错。政委说给钟海明平反,只是“因证据不足,给予平反”。从表面上看,一时事情全部解决了。

197311月给钟海明平的反,随即他就回北京治病去了。到了19749月,他办理病退回到了北京。

正巧,那天他回16团办理手续到达新华火车站时,刘铁禄刚从那里走了两个小时。原来,1974年又推荐知青上学,刘铁禄被连里的群众和干部推荐,回天津上中专去了。

到此,“三把火”的主人们全部都离开了黑龙江兵团。

后来,钟海明在北京治病,他腿部的肌肉已严重萎缩,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病痛基本痊愈。1977年,他以惊人的毅力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后,又考上北京邮电学院的研究生。后在北京电子工业部电视电声研究所任主任、研究员。由于他自幼习武,还担任了北京武协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成了著名的武学名家。

1973年,田桂林回哈尔滨科技大学上学,毕业后留校。1983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助教进修班,回校后继续教授数学。他编写了数学教材,得到学界好评,后来他被哈尔滨教委评定为正教授。

刘铁禄1974年回天津上中专,1976年留校。1978年他参加高考,考入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后分回天津,在天津新华职工大学工作。1984年他也到清华大学进修,后回单位任教务处主任。2007年,也被天津教委评为正教授。

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巧。1984年,刘铁禄考入清华大学助教班进修。暑假后开学,刘铁禄在清华大学宿舍17楼的传达室,看到一封信,收信人是田桂林,是哈尔滨来的信。

这么巧,这是我们连的田桂林吗?过两天再看,信退回去了。

后来,刘铁禄去钟海明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钟海明说田桂林去年到清华大学进修,就住17楼,你看我们三个人就是这么有缘。

1975年钟海明来天津时,曾委托刘铁禄给兵团的梁朝生写封信,问问当时的情况。刘铁禄给梁朝生去信后一直没有接到他的回信,刘铁禄就告诉了钟海明。钟海明说梁朝生的原籍是江西,他可能回江西去了,此事也就撂下了。

由此可见,当时案件的主人,还是愿意把那些事情都搞清楚。当时给我们扣上了“三把火”,虽然弄清了那不是我们干的,“三把火“纯系子虚乌有,但那是怎么扣在我们头上的呢?尤其是第一把火,梁朝生应该有个交代,但是他后来不肯出来说明白。

那李恩臣呢?自从他1971年调离33连以后,刘铁禄一直没有见到过他。直到1974年上学体检,在团部卫生队见到了李恩臣,刘铁禄也没有想跟他说话。

当时,他在刘铁禄旁边走过,嘴里嘟囔了一句:“哎,政治这碗饭不好吃啊。”

刘铁禄想,我都要离开兵团了,千万别理他。后来,刘铁禄又想,他这算是给我道歉吗?当时,刘铁禄心里真是恨死他了。

再后来,听说李恩臣到宝泉岭师部(也许是农垦宝泉岭管局——编者注)当处长去了。这种人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他也不给我们道歉,不承认他犯下的孽账,至今死不悔改,不知今后还会干出多少害人的事来。

1984年国家开始清算文革中打砸抢、整人的那些“三种人”。钟海明来信跟我说了这个事,说他要状告李恩臣。我就在他们写的控诉信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1985年,农垦局派人来天津找我调查。那个组长就是我们28连原来被李恩臣他们打倒的老指导员吴玉祥的弟弟。在天津,我向吴同志控诉了李恩臣的恶行。

后来,听说此材料到了王震副总理的手上。王震副总理在他的材料上批示:“此人不可用”。

猖獗一时的“北霸天”李恩臣彻底完蛋了,他被遣送回了辽宁老家。靠投机整人的李恩臣,最后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还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来,听说李恩臣在老家忧郁而死了。难道这也是真的吗?

 

“三把火”都是李恩臣“点燃”的

 

那“三把火”纯系子虚乌有。

你想想,那时备战,我们那阵子家长都有问题,都盼着他们早日“解放”,在兵团我们要好好表现,这样才有出路。谁能想起来放火去呢?要放火烧仓库不是更好吗?我们自己盖的房子,还要自己把它烧掉,这有可能吗?

兵团的领导真是有一双慧眼,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果断地给钟海明平反。

现在,真正放火的人都不说话了。食堂烧火的不说话了,在大坯房烧笤帚的也不出来,在大坯房抽烟灭烟的不说话了,水房刨小冰坝的也不说话,梁朝生不说话,李恩臣更不能说话。

这些把火到底是谁放的?他们怎么不说实情呢?其实,每把火都各有其人,那都是有人干的。当时,他们在李恩臣的“高压”下,不敢承认“放火”的事,弄成了一个个的冤案。

第二把火、第三把火,后来知道是是误判。那这第一把火,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把那些偶然的事,都说成是放火案件,这放火人其实就是李恩臣。

下面,我们就说说“钟海明案件”的结论,“因证据不足,予以平反”的事。那时,兵团领导就分析,那是食堂做饭后,灰烬跑火的面大。现在,经过仔细分析,确实是死灰复燃,应该给出这样一个科学的定论。

烧柴火做饭不容易,烧灶的给灶膛续草时,经常会有火跑出来。所以,烧火的都有一个往灶膛里捅草的家伙,要不然就会烧到手。用一个合手的木条和木棍最合适。可问题就出在这木棍上。

你想,整天烧火,木棍的前端都烧得炭化了,那个头上是炭的木棍是不容易完全弄灭的。虽然看着它已经灭掉了,但是烧火口附近还挺热,木棍的内部还有看不到的着火物质。着火物质在灶膛灭火后,还会继续燃烧。当然这是慢慢地燃烧,我们往往不能够发觉它。在食堂的山墙下面,那里又通风,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氧化反应会慢慢地积累热量,这使得木炭部分温度逐渐升高。一旦达到着火点,又有氧气助燃,它就会再次重新燃烧起来。这就是导致食堂烧火口起火的原因。

最近,我经常上网查阅“死灰复燃”的事,果然有许多案例,说明条件存在会有死灰复燃的现象。比如扑山火,就有扑灭了一、两天后,大火会重新燃起;福建有一个摊贩,他是个卖烤羊肉串的,晚上下班后浇灭了炭火,就回屋去睡觉了,一个半小时后炭火重新燃起,夜间引发大火,还烧死了两个人。由此可见,出现这种事是常有的。

我们把这件事一定要说清楚,当时给钟海明平反,还不是谁官大就听谁的,说你没放火就没有放火。事情都是有根据的。有人在,能说话的,就讲出真相来;没有人说话的,我们也有科学的分析,照样可以讲出实情。

我们一些老战友,说起当初的事都无不感慨。但是具体地说到那把火,有的人就说,弄不清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竟说,要是你刘铁禄赶上那第一把火,还不知怎么样了?原来,让我赶上第二把火还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当然这是笑话。

我还是相信事实的力量,相信事情终究都会弄清楚。

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说起当年16团的这个“三把火”的经历,我仍然历历在目。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你们都信吗?我说了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不管怎么说,那就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知青经历过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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