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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祖培:这个“黑锅”该谁背—1976年“扎根与拔根”大讨论历史真相
黑龙江兵团网   2013-4-7      作者:谭祖培    来源:谭祖培

这个“黑锅”该谁背?

 

——1976年“扎根与拔根”大讨论历史真相

 

 

谭祖培

 

 

可能有很多知青朋友不知道吧,咱们兵团到现在还背有一口历史黑锅呢。
  

问题的提出

最近在接受一位作家(朱维毅——本网注)采访时,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即在197619月期间,也就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发生在兵团54团两个知青针锋相对的两封信大讨论事件。
  这件事我早已忘却。为回答他的问题,我只好翻箱倒柜查找资料和打电话到处核实,又广泛搜集有关的信息。结果显示:这是咱们兵团、五师和54团党委在那一事件中蒙受的一桩冤案,至今也没有人喊冤。资料还显示,制造这一冤案的人是曾被毛主席亲切称作小谢四人帮骨干分子谢静宜,事件的当事人是54团北京知青刘宁、黄一丁。
  

事件缘起于两知青的通信

黄一丁和刘宁是北京两个发小,同为干部子弟,住同一个院,69”69年初中毕业生,实际小学文化)文化程度,是好朋友。1969年他俩一起来到兵团54团当兵团战士。黄一丁1975困退返城,刘宁仍在54团宣传队工作。
  黄一丁回城后的197511月,受刘宁母亲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动员刘宁也回城。刘宁接到信后给黄一丁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已决心留在兵团扎根,还对黄一丁进行了批评。刘宁为追求进步,就将两封信交给了54团党委分管宣传队的领导。
  54团党委认为这两封信反映了当前知青的思想情况,比较普遍。就将情况和两封信一并汇报到了师党委。师党委很重视,又汇报了兵团党委。

根据王路通在《最后的日子》一文中写到:……早在1975年,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已经向国务院和农垦部递交了《关于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但当时这个报告属绝密文件,只有兵团少数常委知道(见《亲历兵团》第389页)。

这说明那时兵团党委主要领导已知道行将撤销兵团、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这件事。他们意识到兵团撤销,军人撤走,加上走后门招工返城引起广大知青的不满,很可能使知青的思想发生混乱,想方设法返城的人会越来越多,原决心扎根的知青也会动摇,将给兵团撤销后的农场带来极大的困难。

因此,兵团党委于1975年底向黑龙江省委打了报告,请求停止在兵团无计划招工,同时兵团准备视情况在《兵团战士报》上将黄一丁、刘宁的两封信发表,引导广大青年进行讨论,使知识青年树立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推动上山下乡工作的发展。

根据朱维毅搜集到的兵团党委给黑龙江省委的报告文本,这篇报告是兵团党委在19751230日上报的,抬头是省委、省革委并报国务院,文件编号为75)兵党字第622,共打印80份,抄报国务院办公室、国家计委劳动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筹备组、省委办公室、省革委办公室、省委知青办、团省委、省劳动局、省妇联。所附黄一丁的第一封信写于19751129日,刘宁的第一封回信是当年的129日。报告标题为:《对于从兵团知识青年中招工问题的意见》。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介绍了兵团自1968年以来接收、管理和培养32.5万全国几个大中城市知青的情况,以及截止目前兵团知青的返城规模,提出再这样大批地抽调下去是有问题的

接下来,报告分三个方面陈述了问题所在。

1,阐述上山下乡的意义,指出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承认各种形式(征兵、上学、招工)的抽调的必要性。同时表明态度,指出像目前这样无计划、不定期的大批抽调,是不利于知识青年扎根边疆的,也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

2,提出这样大批抽调知青,尤其是抽到集体企业去,削弱了兵团建设的力量,影响了基层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对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农业经济是很不利的。

3,指出这样大批招工,已经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影响了知青之间的团结给兵团各项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

兵团党委的意见:符合中央(197330号文件规定的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和家庭发生重大变化确有严重困难的,以及患有严重疾病的,经过协商和批准,给予办理返城手续。其余的招工、困退等,都停止办理返城手续。并指出上述意见我们已于十月二十五日向省委报告,现在再次向上级报告。

报告最后说,554团宣传队的北京知青刘宁,给他已经返城的同学黄一丁的一封信写得非常好,兵团党委准备将信印发到党、团支部学习讨论。然后,视情况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引导广大青年进行讨论,使知识青年树立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推动上山下乡工作的发展。并现将这两封来信及复信随文报上

上述兵团党委的报告目的很清楚,是为了做好知青扎根边疆思想的教育,进而稳定知青队伍,保持在兵团撤销过渡到农场期间垦区的社会稳定。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从谈起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等等。

 

为保持垦区的稳定大局采取的举措

19751227,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了黑龙江省委、省军区的报告,同意撤销兵团,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见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秘书陈吉才《八年兵团春秋史,一部屯垦戍边书》。《亲历兵团》第004页)。
  
197619,黑龙江省委、省军区在哈尔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省军区司令员宣读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文件,布置了下一步的有关工作。参加会议的兵团司令员、政委感慨万千,表示服从(见王路通《最后的日子》。《亲历兵团》第389页)。
  
1976225,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在佳木斯兵团俱乐部召开的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同时宣告兵团撤销(见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秘书陈吉才《八年兵团春秋史,一部屯垦戍边书》《亲历兵团》第004页)。
  为确保兵团撤销后团一级能稳定交接过渡到农场,省委决定:
  1,先撤销兵团、师两级,同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各管理局。总局和各管理局成立后主要抓好各团一级农场接收前的准备工作。时间定在19762月完成;
  2,团一级推迟一年撤销,主要抓好队伍的稳定,特别是知青思想的稳定工作,保证交接的平稳过渡。时间定在1976年底完成;
  3,省委同意兵团党委197512月向省委报告建议在兵团开展一场扎根边疆的讨论意见。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个情况上级在向团级干部传达省委决定时说的很清楚。
  

兵团开展两封信的大讨论,初衷是好的,但返城潮流不可阻挡。
   
根据省委的决定,1976年初,兵团党委指示《兵团战士报》将黄一丁、刘宁的两封信加按语发表,号召广大知青参加讨论。报社主持这场大讨论的是刚刚从司令部农业处调入报社的吕书奎。据吕书奎在《青春无悔 岁月当歌》一文中所讲:在本报理论版上开展的这场讨论,是报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具体由我组织实施的。讨论开始时,我既没有见过刘宁,也没见过黄一丁。全凭领导提供的信件、各师团报道组组织的知青稿件编发,每期一个重点,前后持续几个月,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虽说偶尔也发表不同意见,但总的说来是一边倒,一个调子,即批判黄一丁在信中流露出的消极悲观情绪。主要是怀疑知青上山下乡、扎根边疆的伟大意义,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和前途由迷惘产生动摇(2007.05.01兵团网,原发表在《农垦报》生活拾零栏目)
  《兵团战士报》每周出一期。大讨论期间,《黑龙江日报》也进行了转载。
  这场大讨论的目的是好的。

兵团和省委决定在兵团开展拔根返城、还是扎根边疆的讨论,是根据当时兵团即将撤销,军人撤走可能引起40多万知青思想波动,扎根思想动摇,可能给农场带来困难的现实情况考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农场的稳定过渡,做法上也是正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目的是好的。
  从效果上看:1976426日前,在兵团撤销,军人即将撤走的消息传开后,知青中的思想情绪并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因为团里的现役军人还在,还在做知青的思想工作。
  

大讨论被上纲上线,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闹剧

19764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被镇压,邓小平被打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在此背景下,《兵团战士报》开展的那场拔根返城、还是扎根边疆大讨论被有人给推上了风口浪尖。
  
1976426被毛主席亲切称作小谢四人帮骨干分子谢静宜,授意《北京日报》刊登了此事,并发表编者按语,升级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她还对此次讨论作了具体指示,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返城风的好材料。她赞扬刘宁的复信立场鲜明、正气磅礴。她得知黄一丁回到北京没工作,还特地批示,让黄进了北京日报社,安排到印刷厂当工人,目的当然是为了教育改造黄一丁。(本段引自吕书奎《青春无悔 岁月当歌》2007.05.01兵团网,原发表在《农垦报》生活拾零栏目)
  刘宁在1976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谢静宜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了他。
  
1976427起,全国省级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北京日报》发表的两封信和编者按语,迅速传遍全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当着典型材料进行批邓,妄图给邓小平加罪。到这时,这场知青两封信的大讨论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闹剧。这场政治闹剧到1976826《北京日报》发表刘宁的第二封信达到高潮。9月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忙于夺权,谢静宜也忙得不可开交。闹剧拉倒收场。1976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谢静宜被关了起来,于是风向大变。
  

这场政治闹剧的效果与其愿望适得其反

1976426日后,这场正常的大讨论被谢静宜指使《北京日报》上纲上线搞成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闹剧,使广大知青更加反感,扎根思想更加动摇。试想,在兵团黄,军人走,有几个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不想方设法回城哪?当时我作为军人,我都坚决要求离开农场回部队。(见《我所亲历的故事》第166169页)。到这时,那场政治闹剧的效果与其愿望适得其反。好在团里的军人还在坚守岗位,知青没乱,到197612月底圆满完成了维稳任务,顺利交接,会餐散伙
             不实之词  人言可畏  兵团背黑锅

在那场政治闹剧收场前后乃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两封信和编者按语的报纸、作家、作者,都因受了《北京日报》的误导,在他们的作品里都以不实之词对兵团、师、团三级党委进行了无端的攻击。
  如《北京日报》内参说先是刘宁将黄一丁的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团党委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见19764月《北京日报》内参)。
  如《浙江日报》转载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三——知青觉悟的历程(2)》上说:刘宁将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后,被团党委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上级汇报,事态升级,从兵团政治部闹到《北京日报》。

如作家杨健著的《兵团往事》上说:刘宁将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后,被团党委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见黑土地网 《北大荒知青记事》)。
    
如在《文革山下乡运动后期的知青文学》第七章 1973.81976.10)里写道:整个事件的过程,先是刘宁将黄一丁的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团党委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兵团党委的报告被写入《北京日报》内参……”
  如当事人之一黄一丁,在他的《我和刘宁》一文里说得更离谱。他写道:“……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副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另一当事人刘宁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此事主要是由五师岳副主任扩大的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都说是被团党委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兵团党委,使其上纲上线扩散。
   在这里,不管54团党委是否将两个知青的两封信所反映的思想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即使是那样,在那个极左路线登峰造极时期,也不奇怪,因为兵团也不是世外桃源。问题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兵团三级党委将其知青的思想问题上纲上线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更没有以此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斗争。下级党委向上级党委汇报反映知青的思想动向怎么能是扩散呢?

在《兵团战士报》进行的讨论中,是支持赞扬了刘宁决心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批评了黄一丁在信中流露出的消极悲观情绪。就是在现在,这种支持、赞扬、批评,难道不应该吗?难道还要支持赞扬黄一丁的消极悲观情绪,批评刘宁决心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吗?有这种逻辑吗?

再说,这是省委同意决定的,目的是在兵团撤销,军人撤走期间保持知青思想的稳定,防止在兵团转变为农场期间不至于发生动乱,给农场造成困难。这是大局。

这怎么能不加区别地与谢静宜、北京日报捆在一起进行指责批判呢?
  这种上纲上线的误导的始作俑者,出自于《北京日报》内参,故谢静宜才以此指使《北京日报》,于1976426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
  真是不实之词,人言可畏啊!
  这样一来,兵团、师、团三级党委就成了那场政治闹剧的罪魁祸首了。从此背上了历史黑锅至今,也没有人喊过一声冤。
 

             当事人也应反思、接受教训
  先说刘宁。刘宁追求进步,下决心扎根边疆,而且在兵团期间表现是好的。1975年被评为团里的先进青年,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在当时的知青中是很少的。应该支持,培养,宣传他的先进事迹,鼓励他上进。他将与黄一丁之间的两封信交给组织,表示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是好的,并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动机不纯,是在邀宠。他的问题是在给好心的朋友黄一丁的回信里对黄的批评太过分,如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等等。这种把朋友之间的交流、沟通、相劝的信上纲上线就太过分了。
  严重的是他被谢静宜利用,作为典型,上纲上线,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不仅不有所警惕,反而还洋洋得意,去北京被谢静宜接见,秉承谢静宜的旨意回来又给黄一丁写了第二封信,交给《北京日报》发表,其内容更加离谱。如: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

把这样内容的信交给《北京日报》发表,其不是在出卖朋友吗?结果把黄一丁逼入绝境。

刘宁在信里发誓一辈子扎根边疆时说:我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回到北京,那就是侵略者、法西斯进攻北京

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离谱。

他在北京到处出风头,接受媒体采访。后来又说此事主要是由五师岳副主任扩大的

他的这些表演,当年就为全国广大知青所不齿。他年轻无知,结果被四人帮骨干分子谢静宜利用。既害了黄一丁,也害了他自己。悲剧!
  再说黄一丁。黄一丁是这场政治闹剧的受害者,得到了广大知青的同情。他不该仅凭自己的猜测和道听途说,在他的《我和刘宁》一文里毫无根据地说: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那样的话。

这里,他不仅污蔑了团党委,还挖苦师政治部不甘寂寞,还把兵团政治部也扯了进去,以至于被广泛引用传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兵团的三级党委背上黑锅。后果严重,很难让人原谅,在道德良心上应受到谴责。

黄一丁也应该反思,接受教训。
  这已经成为历史,没有人会去追究。我这里只是为咱们兵团喊一声冤!  

我们都值得反思。说到底,这都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给造成的悲剧。绝不能回到过去,去重复那样的历史。但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管你地位低高,富足贫穷,学识深浅,都要学会怎样做人。做一个有社会道德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

 

谭祖培

2013326于成都

 

附:

当年主持这场讨论的报社编辑吕书奎的有关回忆(此文见本网《文字屋·当年亲历》栏目中《青春无悔 岁月当歌——《农垦报》生活拾零》中的一节):

第一次当“主编”——

“扎根”与“拔根”的大讨论

两个从小在机关大院一起长大的北京知青:刘宁、黄一丁,后者已返城,前者仍留在垦区,在当时的五师宣传队当队员。黄一丁给刘宁的信,表达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一个知青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此信被刘宁公开以后,引起五师及兵团领导的重视,决定在几十万知青中间,开展一场先是关乎“拔根返城、还是扎根边疆”,进而演化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由报纸授命发表黄一丁的来信和刘宁的复信(复信并没有先寄给黄一丁)、并配发编者按语开始,用半年时间,刊登十多个版面的知青来信完成。这在当年是报社新闻报道中的一件大事。

在本报理论版上开展的这场讨论,时间大约是在1976年的春夏之交,是报社(此时的报社因兵团撤销,已由《兵团战士报》改为《屯垦戍边报》,后又改为《农垦报》)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具体由我组织实施的。讨论开始时,我既没有见过刘宁,也没见过黄一丁。全凭领导提供的信件、各师团报道组组织的知青稿件编发,每期一个重点,前后持续几个月,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虽说偶尔也发表不同意见,但总的说来是一边倒,一个调子,即批判黄一丁在信中流露出的消极悲观情绪。主要是怀疑知青上山下乡、扎根边疆的伟大意义,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和前途由迷惘产生动摇。

我主持的这次讨论,当时是“遵命”而搞,当然不能顾及个人的想法。当见过刘宁,并了解了一些事实后,我对刘宁有些看法。主要觉得刘宁将私人信件上交领导,有点出卖朋友,博取领导信任的味道。另一点就是,刘宁在信中和交谈中,唱高调。如他发誓一辈子扎根边疆时说:我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回到北京,那就是侵略者、法西斯进攻北京,我回去参加北京保卫战。这让同是知青的我听了不自然,觉得牛皮吹大了,高调唱得离谱。但想法归想法,讨论还得继续下去。

那时,我初入报社之门(因兵团撤销转制,我由兵团司令部农业处调至总局政治部报社),还不熟悉报纸的语言,不懂得标题和版面的制作艺术,做编辑是边学边干。现在回忆讨论开始时的几期,每期四篇大稿一堆,把版面撑得满满的,不留白,不留空,无题花,无插图,满版文字,面目可憎。但当时一个人主持讨论,每周一期,整日忙于选稿编稿,应付出版,根本没有时间反复润色文字、精心设计版面。往往是我还没定稿,那边颜鸿蜀和杨家斌就催我交稿画版了。萝卜快了不洗泥,只要政治观点不出错,稿件糙点也就将就了。这种情况直到讨论后期方才有所改变,也有几期看着顺眼的。

这场讨论,曾经惊动了毛主席亲切称作“小谢”的“四人帮”骨干分子谢静宜,她好像还对此次讨论有过具体指示,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她授意《北京日报》刊登了此事,并发表编者按语,把黄刘通信提高到反映知识青年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赞扬刘宁的复信“立场鲜明、正气磅礴”。她得知黄一丁回到北京没工作,还特地批示,让黄进了北京日报社,安排到印刷厂当工人,目的当然是为了“教育改造”黄一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事关知青“扎根拔根”大讨论的当事人双方,及主持这次讨论的我,在“四人帮” 倒台后的几年内,都无一例外地回到了北京——什么也不用说了,这也许是对这次讨论最好的“结束语”。

刘宁,在讨论中间,好像兵团的一次会上,我见过他,也交谈过,印象中是“帅哥”,当时的“先进青年”标准形象。回城后,听说有一段挺消沉。

黄一丁,在《北京晚报》当记者时,与我有过交往。有段时间,还成了朋友。后来,他不甘寂寞,出国,做生意,尽管不太顺利,他总是在奋斗着。

我在北京问过黄一丁,有关当年讨论的事,他好像对当年的事淡漠了。说到刘宁,他还表现出同情的感情:“他那时想出风头,被人家利用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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