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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祖培:兵团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
黑龙江兵团网   2013-3-20      作者:谭祖培    来源:谭祖培

百家论坛

兵团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

 

谭祖培

 

 

近年我在与很多朋友讨论兵团知青话题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是,对“文革”期间的那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兵团知青相关联的看法。

 

意见不尽相同

 

 

绝大多数人认为“文革”期间那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所造成恶果的产物,应予以彻底否定和作为负面历史遗产吸取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也有人认为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战略决策,虽有不足,但总体正确,应予以肯定,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砍旗”,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根基。等等。这种认识当前在一些弱势群体和部分干部中得到认同,有市场需求。他们针对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级分化,少数官员贪污腐败的现实,认为“极左”路线时期,虽然穷,但大家都一样,心里平衡;社会风气好,官员清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一类的势力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分蛋糕”那一套能得到极少数干部和那么多群众支持的原因。

王立军、薄熙来案被揭露,人们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搞的是要恢复过去。其手段是“唱红”捞资本,“打黑”立权威,“分蛋糕”笼络人心。其实质是“唱红”“打黑”争高位,独裁专制好施威,分蛋糕才好受贿,包庇老婆去杀人,乱搞女人一大堆。薄熙来搞的这一套,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愤怒斥责。

中央果断处理薄熙来,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

我已80高龄,自知来时不多。在此背景下,想把我的看法再说说,就写了此文,想与知青朋友们交流,讨论。

 

兵团知青人数

 

根据原兵团军务处纪道庄副处长在《一份百万兵团人交出的答卷》一文中提到的:兵团19681970年共接收安置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宾、齐齐哈尔等大城市知青36万人(若包括兵团成立前接收的则为40余万(见《亲历兵团》017)。这与陈吉才在《八年兵团春秋史,一部屯垦戍边书》一文提到的数字是一致的,陈吉才还提到“加上兵团成立前各农场接收的青年,兵团知青总数达47万人”。

兵团司令部军务处是负责兵团实力统计的,纪道庄所述兵团上述知青人数是准确的。

 

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人数

 

有的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人数为1600万人,有的资料说1700万人,也有的资料说2000多万人。据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料不完全统计,12个兵团共接收安置了知青150多万人。这表明:安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城市知青人数不超过“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2.25%;占安置在12个兵团的城市知青人数的1/4左右,是接收安置城市知青最多的兵团。由此可见,黑龙江生建设产兵团在3年时间内接收安置这样大量的城市知青,其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也表明兵团知青是“文革”期间全国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一部分。

 

对上山下乡运动总体应予以否定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讨论兵团知青问题时,绕不过“文革”期间那场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而上山下乡运动又不能不涉及“文革”,而“文革”又不能不涉及建国以来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予以总体否定。从全局和历史角度看,对“极左”路线、“文革”和那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是非,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就党的“极左”路线作了决议,在总体上予以了否定,其中对“文革”给予了彻底否定。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决议”虽未提及,但在201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1949-1978)(第818)第十二章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如下一段叙述:

“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说法。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极左”路线和“文革”造成的后果,因此对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应予以总体否定。

那条“极左”路线给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没完没了的整人,整死饿死好几千万人,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元帅,党政军各级领导骨干,知识分子,科技精英。饿死的大多数是农民。

国民经济上被整到崩溃的边缘。这个事得具体说说,要不知青们的子孙们哪知道那时是什么样呢?

那时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就发票证。城里人每月供应三~五两油,一年能吃一次肉。最苦的是农民,干一天工分值不到五毛钱,一年只有过年才吃得上一顿饺子。人们唱到:“过年供应二斤面,领回家来包饺子,欢欢喜喜过个年,哎嗨呀哈!过呀过个年”!“辽宁出了‘陈三两’,每月供应三两油。一年能吃一次肉,整的肠子都长锈。哎呀妈呀!肠子长了锈”!

教育上停办大学,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全都靠边站。

文化生活上只有三个“样板戏”加“语录歌”,人们就唠低级笑话搞精神会餐。

政治上搞“造神”运动,万岁!万岁!万万岁!“三忠于,四无限”,实行个人独裁专制,没有起码的民主自由,没有基本的人权。

人们都固定在一个单位里,不能流动,变成了没有枷锁的奴隶。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哪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果是恶性循环,国家穷困,人民受难,人间悲剧!

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纠正那条“极左”路线,实行改革开放路线,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拥护。

唯一选择。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那条“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后果。大学不招生,企事业不招工,使“老三届”和其后的知青不能就业。怎么办?以行政命令将知青上山下乡安排到农村去成了唯一的选择。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大恶果。知青们吃了苦、受了磨难、知青家长们牵肠挂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青花了300个亿、农民也为此承受了负担等。李先念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搞的知青、家长,农民、国家“四不满意”(见李先念对国务院赴云南处理知青问题组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的指示)。后果当然严重,但不是最大的恶果。最大的恶果是耽误了中华民族整整一代人没能受到应有的教育,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使国家各方面的人才出现了断层,给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了长远的危害。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没有任何价值。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总是从农村向城市发展,人口总是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从而发展成今天这样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推动着,而且继续推动着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才有人类社会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不管有天大的理由,将数以千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赶下农村,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倒退,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因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历史价值值得肯定。

我们应记住这一历史的教训。

 

具体分析  否定中的肯定

 

但是,在总体否定“极左”路线、“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因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该肯定的应予以肯定。如当时党的国防军事战略策略;外交政策策略的及时调整,利美抗苏,避免了苏军入侵的人间灾难;广大干部群众和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的表现和他们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等等。所有这一切,应该充分加以肯定 、颂扬。

上述看法,在我的回忆录《我所亲历的故事》第16章(153163页)里已作了表述。得到了广大兵团知青和健在的兵团现役干部,黑龙江垦区现仍健在的原农场领导干部的认同。

 

                     (谭祖培 2013118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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