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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恒:密林中的神秘部队——记在横道河子的那些日子(下)
黑龙江兵团网   2013-1-24      作者:赵晓恒    来源:杨茂军

密林中的神秘部队

 

——在横道河子的那些日子(下)

 

赵晓恒

 

 

元旦:吃饺子像风卷残云

 

1970年元旦即将来临,伟大的七十年代就要开始。

连里为了增添节日气氛,让司机老何、助手小孙发动了仓库里12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外线排的小伙子架了线,一直扯到我们住的棚子里。

久违的光明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这可是七里地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引得老乡们纷纷前来看热闹。

元旦会餐以班为单位,记得我们班分在村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大家刷干净洗脸盆,分别端回按人头分配的面、菜、肉,自己和面包饺子。

这也是我到兵团后第一次包饺子。会包的不会包的,大家嘁哩喀喳一顿忙活,包好后就在屋里的炉子上用大些的脸盆煮。吃的时候可好,稀哩呼噜,像风卷残云一般,好家伙!也不知吃了多少个,一点儿不剩。吃完了一拍肚子,不知道别人是否吃饱,反正我还是没吃饱!估计其他班也差不多。

我们班的上海知青周晓敏脑子灵活,现在的话讲叫敢于“开拓”。他发现连里的大豆油桶放在教室里,就拧开盖,倒出豆油在饭盒里连同一些剩高粱米饭放到火上“煎”,然后自顾自地“享用”起来,还美其名曰:“我们上海人不喜欢吃面食”。我们几个却不敢,看得我们心里好不羡慕。哎,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周晓敏后来调到了兵团三师18团机械厂,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兵团战士报专门刊登过他的事迹。

真正吃饱肚子是在临近春节前。兵团三师18团支援我连一车白面!其它的副食也陆续送到。我们终于结束了没有细粮、没有肉吃的日子,吃不饱肚子、挨饿的时光终于过去了。

春节期间,通信处的领导先后来到连队,与大家共度佳节。节日会餐,我们终于吃到了“小鸡炖蘑菇”这道“梦寐以求”的东北名菜。

之后,再到横道河子遇到饭店的服务员,她们问我们:“春节专门包了饺子等你们,怎么没来呀?”

嗐,难得她们一片好心,让她们牵挂了。

 

伐木:驾爬犁两耳只闻呼呼风声

 

    我小时候十分向往的就是能到草原、大海边和东北的原始森林中生活,不仅因为美丽,还因为感觉它们是那么神秘,让人充满遐想。真没想到如今变成了现实,终于可以如此密切地亲近大自然、大森林了。

每天吃过早饭,连队组织大家带上“快马子”(两人拉的大锯)、手锯和斧头,集中上山伐木。一是准备营建用料,二是解决烧柴问题。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个时期,人们祖祖辈辈取暖做饭靠的就是山上的林子,伐木烧火实属无奈。

当地林业局批准我们采伐的地域,就是七里地东面的山,林业局称为“皆伐区”,允许全部采伐。山上虽然经过砍伐,当时仍然有不少红松、落叶松、黄波罗、椴树、水曲柳、核桃楸、杨树、桦树等,次生林和灌木林也很茂盛。

我们每个人都打上绑腿,以班为单位,跨过没膝的积雪,深入林海。凛冽、纯净的空气沁人心脾,积雪映衬下的密林层层叠叠,好一派北国风光!

没有人教,只有“老同志”带着干中学。二排五班副班长张庆是六八届的“老三届”,当时也不过17岁,来自32团工程三连,学过一年的伐木和“火锯”上的工作,他因此成为我们伐木的主要“教员”。

选中了要伐的树,先看树头的方向,也就是树的重心向哪个方向偏,基本就在同侧树根以上适当的位置下锯。当两人用“快马子”锯到感觉“夹”锯时,抽出锯再在相反方位之上约一札的地方锯上锯口。上锯口一般不会夹锯,锯口会随着树头的偏移而开得更大。当上下锯口交错时树实际已经断了,这时再助一臂之力,大树依靠本身重力就轰然倒下。

有经验的人可以通过下锯的位置准确地控制树倒的方向。当然,根据树将要倒的方向,必须提前高喊是“顺山倒”,还是“横山倒”,以告知那个方向的人注意安全和躲避,这是规矩。

树要倒时,最危险的是“打柈子”。也就是树的上锯口还未锯到位时,树承受不了树头的重量,提前倒下,树干劈裂弹出,巨大的力量能把伐树人打死,所以要特别小心。

再有就是“打挂”。即倒下的树搭在相邻的其它树上,没有倒下来。这就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必须将那棵相邻的树再伐倒。还有就是树伐倒时,树干部分的反弹有时能“跳起”一人多高,如不注意躲避,容易被打了“闷棍”,极易造成伤亡。

树伐倒后,用斧子和手锯打去枝杈。根据需要,再用“快马子”截成数米长的段,前后数人用卡钩抬出林子,或单人用绳套抬大头拖出林子,然后归楞,装爬犁运下山。

要说伐木对于刚学的人有风险,那么放爬犁就更危险了。装满木材的爬犁不是由马拉,而是由人驾驭。下山路就是初到七里地时从对面山上看到的那条犹如刀劈似的山路。从山顶到山脚约有800米,将近二三十度的坡度。远处看似乎平坦,近看则布满了石头。

连里请村里老乡帮忙打了一批爬犁,一个班一幅。爬犁是用桦木打成,因为其木质比较硬又沉,加之桦木不成材,用一冬基本就散架了,之后就当柴火了。

学老乡的样子,驾爬犁时,前面一个人手把两根固定在爬犁上的驾杆,双脚支撑,在把杆掌握方向的同时,通过双脚降低速度和刹车。

其实从高山上往下放爬犁,哪里能刹得住车,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驾爬犁远没有老乡那般潇洒自如。只见驾爬犁的人瞪起双眼,由于紧张,有的人脸涨得通红,有的人小脸煞白,两手死死抓着驾杆,犹如抓着两根救命稻草。出发后沿着雪地上爬犁划出的辙印拼命控置方向。此时速度会越来越快,装满木材的爬犁像一只风驰电掣的冰车飞速冲向山脚。重力加速度,驾爬犁人耳畔只闻呼呼的风声,脚上穿的棉胶鞋与雪地剧烈摩擦,嗤嗤的青烟直冒。其他人开始还左右相拥,连拉带拽,有的还在爬犁里加一根木棍作为“闸”,力图减小冲力,速度起来后也只能紧紧地趴在木头上,起不了任何辅助作用,真可谓紧张刺激、险象环生。

特别要注意的是,事前必须将爬犁上的木材栓牢、固定好,否则一旦刹不住车,木材前冲或翻车,驾爬犁的人就惨了。好在通信连不缺电线,大家每次都用铁线将木材摽得死死的。

一次,一个爬犁冲出滑道,爬犁上的人紧急搬动木棍,“拉闸刹车”,致使爬犁翻扣在路边的雪沟里,驾爬犁的人不见了,可把大家吓坏了。当大家翻起爬犁,发现此人正好冲进两块大石头之间的深雪中,急忙用根木棍子将他“扒拉”出来一看,安然无恙,真是捡回了一条命!

此人就是二排四班的北京知青陈世海。而此情此景,全连不止一人发生过。

我们的爬犁虽然多次冲出滑道,也翻过“车”,“散过架”,但那时的我们可能还是年轻,反应快,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冥冥之中又好像有老天在保佑这群孩子,一冬天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人员伤亡事故。

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是有惊无险,这种“玩命”的精神,就连当地的老乡也不得不佩服。

这么危险的活,胆小的人是决不敢干的。领导也多次开会反复强调伐木的安全问题。实际上,除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外,还在于当时危险的工作你不干他就得干,没有人帮你。大家只能硬着头皮先由班长带头轮着干。如今想起来,最先驾爬犁的人才是英雄!

木材运下山,拉到4里地开外的一家国营养貂厂破成板材。这家养貂厂,就是如今全国知名的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那时,厂子无条件地支援战备,无偿让我们使用工厂里的电锯。而将木头破成板材的技术活,也由我们知青承担。

因为副班长张庆原来在团里干的就是这个工作,连队因此把加工木料的任务交给了电台5班。他们接手这项工作后,和饲养场的工人师傅密切配合,承担了“火锯”上的主要工作。这可是个技术加体力活,既存在危险,又要节省材料。张庆动脑筋想办法,带动全班同志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下料、破板子、推木头等,做得像模像样、井井有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个时期后,为了加快进度,连队又抽调一排3班和部分同志到十四里指挥坑道的深山老林中伐木。由班长王景阳、副班长陈寿培负责。他们住在林场的棚子里,另起炉灶。按当地林业局要求,只能伐山上的“站杆”,既死去而未倒朽的红松等树木。

一个多月后,连队组织全连人员将伐好的木材集中从林子中运出。那次,我顺便见识了军级的指挥坑道是什么样子。只见群山环绕的公路边,一条小路穿过密林,绕到高山侧面的阳坡,大约600米远就是坑道口,既方便又隐蔽。钢筋水泥筑就的“三防”大门有几道,坑道里水泥被覆的具各种功能工作的房间一应俱全。

 

 

训练:睡梦中还在“背”电码

 

无线电报务训练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连队当时分成外线一排、无线二排和机务三排,每排分成3个班。

无线二排有三四十人,45班是先期在三师18团学了两个月报务的同志,有一些基础。我们6班则是十来个从来未接触过电台、电报的“白丁”。

由于住在一起,最常听到的就是45班的人嘴里经常“滴滴答答”地背电码。当时这也算是“高科技”,他们因此也显得比较傲气。

我们班是上午上山干活,下午学报务,地点就在小学校。说是小学校,其实只有一排几间简陋的砖房,屋里没有火,全靠下午有限的阳光取暖。每当上课时,窗口就挤满村里天真的孩子们看热闹。

第一个教员不记得名字,只记得姓杨,非现役,说话有口音,是山东人。他教我们不久就离开了。记得他身穿旧黄军装和军大衣,是个老兵。杨教员为人随和,但教起报务来不含糊,要求十分严格。

当时没有任何教材。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杨教员也没有讲什么无线电的历史,一切因陋就简,急用先学。上来先读码,然后是背码,也就是读背从“1010个数码的电码。

直至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种电码叫“摩尔斯”电码,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与发明电报的摩尔斯,联合发明制造了电报的实用设备。

杨教员要求,每个电码必须张口大声读出来,背时要求“点”、“划”分明,要清晰,不能点、划不分。比如数码“3”,是3个“点”两个“划”,读出来就是“滴、滴、滴、嗒”。“7”则是反过来,是“嗒滴、滴、滴”。两个“划”在一组时长短要一致。

他要学员挨个站起来,大声反复读这10个码,一个一个过“关”,毫不含糊。

背码要反复练,形成条件反射。这是因为你读成什么样,将来发报时基本就是什么样,这是基础的基础。

学完数码,再学“勤务用语”。这是工作通用语言,有106个,是由英文字母分别固定组成。每个字母由电码组成,如“好\同意”,英文是“ok”,两个电码就是“答--- 答滴答”。基本要求与数码相同,但相对复杂一些。

那一时期,我们班的人也和45班的人一样,每天嘴里也是滴滴答答的,引得一排三排的同志好生烦恼。

基本背熟之后,教员就一组组读码,大家在抄报本上练习抄报和抄勤务用语。抄报,就是在100个格的抄报纸上,用铅笔把教员读的电码用数字记录下来。一个格4个数码为一组,“1010个数码不断组合,一组翻译过来一般是一个字。

报务员其实只管收发报,不管翻译。那是机要室根据密码翻译的后期工作,而密码是不固定的。

先是教员口语念码,大家抄。不久教员就用电键发电码,大家抄,速度逐步提高。时间不长,大家都可以“压码”抄收了。所谓“压码”,就是报务员待对方发完一组报中的一个,或两个、三个,甚至一组码之后,才动笔抄写,而不掉落,也不能错。如果没听清,则要迅速在该组之上用笔做一记号,以便抄报完后要求对方重复。这需要十分地集中精力,因此特别容易患神经衰弱。好在当时的我们年轻力壮,加之一天累个半死,所以反映没那么强烈。当然,睡梦中还在“背”电码的人不在少数。

我那时刚满16岁。现在从法律上讲,是“未成年”。初中都没读完就下乡了,可以说脑子里就是一张白纸,接受新东西因此也快。当时感觉,看似神秘新奇的收发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班里的其他同志也一样,背码、抄报的基本技术很快就掌握了。当然,要提高和精益求精,仍需要下大功夫。

难一些的应当是发报。因为涉及到手法,要防止“跑偏”。初学时如方法不当,极易造成“坏手”。所谓“坏手”,就是心里知道而手不听使唤,支配不了电键,像人变“结巴”一样,发报时“点”“划”不分,拖泥带水,还控制不住。坏手后基本就学不出来了,只能被淘汰。这也是学完抄报后再学发报的原因之一。

学发报必须从敲训练键,即“木电键”开始。所谓“木电键”,实际是指电键的底盘是木头的,须用螺丝固定在课桌上。电键是直梁铁键,触点调得较高,弹簧也硬,敲起来“咣咣”地震得桌面山响。这种键不可能发快,需用较大的腕部和手指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扎扎实实把“点”“划”敲实,打好基础。如果上来就用工作键,键太“软”,难以掌握和控制,会欲速不达,甚至“坏手”。

发报的姿势有两种。我们学的是立姿发报,也称站姿,就是握电键手的食指和中指指尖立在键钮上;另一种跪姿,则是食指和中指“跪”在键钮上。一般讲,立姿发报的速度要快一些。

握键时的姿势一定要正确。手腕要放松,敲键时腕部要抬至上水平线,敲击时要达到下水平线。“点”“划”要求实际与背码的要求一样,不过发报主要是发力要正确,手腕要“搧”起来。就像打球要用腰的力量一样,要发挥手腕的力量,所以一点也不轻松。按照“行”里的规矩,报务员是不能干重活提重物的。可那时根本做不到,规矩全破了。

如今,看电影电视剧中演员们的发报,简直就是在那瞎“按”,电码也是“点、划”不分。这种“穿帮”的镜头完全可以毁了一部好剧,还是越少越好。

那一时期,大家训练的自觉性非常高。时间不长,我们每个人的食指中指就磨出了茧子,手腕也酸酸的。

杨教员走后,教员换成王刚。他从野战部队40军调来,二十一二岁,人长得精神,无线技术过硬。以后,每天的训练一直由他负责。再以后,他成为我们的电报站主任。

那个特殊时期,也是形势不等人。训练键敲得差不多了,大家就开始捉摸着用王刚手里的工作键练习,有道是“刚学会走就想跑”。可是电键只有一个,大家时常争抢。这样,在大屋里经常见到3个班不同的人用工作键在“滴滴答答”地练习。

不久,在大屋进行了全排第一次发报测验,用的是工作键。王刚分别对每个人逐个考核。我们6班最后测验,按照要求每人发完报后,王刚对我的评价是:“现在你是老大”。

我们6班终于与45班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全排也没有一人被淘汰。

同一时期,45班率先完成了两瓦电台组网实习。

从此,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电台的电波,便开始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

 

攻坚:搬运发电机 我们使出吃奶的劲儿

 

在横道河子的那些日子里,连队完成的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通信坑道发电机的搬运和安装。从战备的角度讲,这是最紧迫的一项任务,一旦战争爆发,首先要有通信的畅通做保障。发电机是一切通讯设备的心脏,安装到位和正常发电,是我们首先要做好的事。

从另一方面讲,这次攻坚战更是对全连干部战士决心和意志的严峻考验。

元旦后不久,因为要把仓库里的12千瓦柴油发电机组搬运到坑道,我们住的大棚就断了电。

这天早上,一个老乡赶着一头老黄牛,拉大号爬犁,来到我们守卫的仓库。这是连队从村里借来的主要运输工具。

连首长集中了几乎全连人员。大家士气高昂,不仅感到新鲜,还因为可以亲眼去看看通信坑道。

大家先将2.5吨重的发电机连推带抬搬到大爬犁上。老黄牛既驾辕又拉套。大家有拿绳子拉套的,有推爬犁的,有拿铁锨、撬杠的,也有扛滚木的,前呼后拥地朝着通信坑道进发。

连长关玉玺接过老乡手里的鞭子,亲自赶起了老黄牛。路上,他还讲起小时候放牛的故事。

仓库到坑道所在的山下有3里多地。这是一段较平坦的雪路,老黄牛拉着爬犁一路顺畅。

等到了山脚下,我们傻了眼。坑道口距离海拔600多米的山顶不远(北京的香山海拔才500多米),工程部队先期打坑道时虽然修了路,但这条弯来绕去形成许多“之”字形的道路,宽的地方仅有3米,窄的地方不足两米,坡度却有20—30度不等。而座机至少有1.5米宽,半人多高。这么重的机器仅靠爬犁往上运,能行吗?

没有别的选择!只见关连长一声号令,全连战士像冲锋一样,呼喊着,和老黄牛一起,开始了这场攻坚战。

前半段由于坡度不是很陡,加上大家气力十足,共同喊着号子,借助冰雪的配合,推拉着爬犁,与老黄牛一尺一尺地向山顶推进。队伍每到“之”字路较平坦的拐弯处就进行短暂休整。还算顺利,中午前已推进到半山腰。炊事班送来午饭,大家就在山上“将就”了。

老天爷好像成心考验我们。午后不久,就下起了小雪,刮起了小“烟炮”。层林山峦掩映在风雪之中,天空灰蒙蒙一片,气温急剧下降。

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在一面是山坡一面是深谷的路面上,我们可以施展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时,爬犁只能一寸一寸地前进了。爬犁没有刹车,坡度陡的地方,爬犁会往下坐,向下滑。此时,后面的同志只能用撬杠拼尽全力顶住。

再看那头老黄牛,只见它痛苦地扭动身躯,大张的鼻孔呼呼地喘着粗气,蹄子不断地在雪地上打滑。它瞪着发红的双眼,眼神里饱含着“困兽犹斗”的绝望。既使如此,关连长赶牛的小棍子(早就换下了鞭子)也没有放下,除了休息,一刻也没有停止抽打牛的屁股和肩胛骨,“梆梆”的抽打声,伴着严厉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赶车的老乡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也毫无办法。大家知道,如果没有这头牛,我们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根本没办法把这么重的东西送上山顶。

如今回忆起这一幕,联想起好莱坞电影《战马》中拉炮的骏马被驱赶累死的情景,除了牲畜不一样,与那时的情景多么相像。真是令人感叹啊——心慈手软是上不得战场的,人们还是远离战争吧。

在离坑道口还有二三十米时,虽然道路较平,但是路更窄了,爬犁滑轨紧贴道边,将将能过去。为了防止座机翻下山谷,四五个同志冒着风险下到路边仅能站住人的地方,用撬杠从侧面顶住爬犁,保证了爬犁安全通过。这着实让人捏了一把汗。

下午近5时许,我们终于战胜了饥饿、寒冷和疲劳,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把12千瓦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到位。此时,坑道口响起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伴着座机的轰鸣,这声音震天撼地,久久回荡在林海雪原!

随后几天,我们在坑道里进行了500瓦电台与沈阳军区的“沟通”试机,由通讯处薛昆修、田久刚参谋和教员王刚这些老报务员操作。为了防止苏军对我方电台的侦听和测定位,大功率电台从调机到试机,必须在数分钟之内完成。

他们打开机密通讯文件(不定期更换的双方呼号和联络时间等),按照规定的准确时间,我们的收讯机迅速捕捉到主机的呼叫,田参谋迅速持键回应。顷刻,主机收到我们信号,双方无线电台迅速“沟通”,成功完成了任务。

 

知青:来自五湖四海  个个是好样的

 

我们连队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以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和本地来的知青为主。我们是在人生共同命运的驱使下,又是在人生最美丽的青年时期走到一起的。在语言上,生活习惯上,对事物的认识上,大家难免存在着差异,有时还会发生摩擦。但在艰苦的、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包容,很快地融为一体。

艰苦枯燥的战斗生活,同样充满了无穷乐趣。

北京青年杨易法,16岁的小伙子。一次看完《人民日报》,他大声地向大家宣布:“东(柬)埔寨发生政变了!”惹得大家一片哄笑。

平时十分随和的他,一次和哈尔滨知青刘富勇发生争执,二人互不相让。只听“哐”的一声巨响,一个脸盆,连同牙缸牙刷,从二层铺上砸向了刘富勇。刘当时就呆住了。

只见小杨像个金刚一样站在上面,双拳紧握,两只眉毛都立了起来,一副饿虎扑食的架势。一时间,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小杨因此得了个外号:“老八”。

北京知青崔宝昆,是“老三届”,年长我们几岁,很有艺术天赋。他在伐木的间歇,利用“老虎僚子”(一种坚硬的灌木)制成一种漂亮的烟嘴,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由此带动了几乎所有吸烟战士模仿。一时间,用“老虎僚子”、“王八骨头”做的各式各样的烟嘴在全连满嘴“飞”。

还有北京知青钱峰,中等身材,分头,大眼睛,像极了评书演员袁阔成。而他最拿手的,也正是袁老师的经典评书《肖飞买药》。每到休息的日子,大屋里总有一群人围在他的周边,和他聊天,听他说书。

只见他在人圈里一站,口若悬河,不仅长相,而且口气、做派、力道、气质,简直就是袁阔成第二。对他说的《肖飞买药》,大家是百听不厌。

一次,他在“表演”期间,指导员王若岐悄悄地进了房间,在静静的人群中找了个地方坐下,与大家一块津津有味地听了起来。

夏玉林,个头儿不高,我们班一个红扑扑脸膛的本地知青。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戴的白色狗皮帽子和腼腆爱笑的面庞。学报务初期,由于他残留的山东口音,念码时经常被其他同志取笑。但是,小夏聪明好学,不耻下问,刻苦训练,不久就掌握了报务技术。以后,他成为兵团电报站的技术骨干。

    知青赵晓峰,齐齐哈尔青年,在三师18团报训队集中训练时,他顺手拿了团部招待所的一条白床单。到横道河子后,由于床单上有招待所标记,被其他同志发现。为此,班里专门召开班务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全班同志个个发言,言辞不无过激之处。小赵羞愧无比,做了深刻检讨,寄回了床单和检查,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各地知青各有各的特点。

来自现代化大城市上海的知青们务实,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憧憬。和北方人比起来,他们要精明得多,办事亦十分认真。过去,人们普遍觉得上海人娇气小气,经过这一时期的战斗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上海知青、三排长王忠强,身材瘦高,说起话来细声细语,可干起活来却不要命,因此得外号“野猪”。在营房备料期间,一次抬木头上山,他一个人扛起了一根大托爬上半山腰,在场的人被惊得目瞪口呆。

那个时候,嘴上说得漂亮是没用的,人们佩服的是最能干的人。而我们连,哪个上海人不能干?罗贤忠、屠水泉、周晓敏、朱正堂、任祖梁、吴金红,工作中个个是好样的,都是我佩服的人。

天津知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身上具有浓浓的华北地域特点,待人十分热情、客气,善于交际。他们十分珍惜作为天津人的形象,经常把“咱们天津人如何如何”挂在嘴边,特别讲义气。天津语言和口音又风趣幽默,给人以十足的亲切感。

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享誉国内外,被称为“东方的莫斯科”,历史上就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尔滨的小伙子普遍身材魁梧、精神,显得大度、豪爽。

东北的其他城市知青也一样,耿直豪放的性格在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地知青是整个知青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本地知青,相对城市知青而言,指的是在兵团范围内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多为“老北大荒人”的后代。他们质朴、沉稳、低调,继承了先驱们的优秀品质。北大荒造就了他们吃苦耐劳,工作能力、生存技能强的特点,在工作和生活上,他们曾无私地帮助过我们。

千百年的帝王皇城氛围,造就了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北京知青的特定性格。他们以自己的见多识广而孤芳自赏,经常在谈论一些只有北京才可能出现的事情,而让别的城市的知青无法插嘴。连里除了钱峰外,还有5班副张庆,三排的张红光、李风林,也特别能“侃”,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那种优越感是任何一个城市所无可比拟的。

北京知青具有一种特有的包容性,他们从不结成狭隘的团伙,做事公道,和任何地方的人都相处得很好。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远离“文革”的喧嚣,可以说是祸福相倚,得失相伴。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城市知青聚集一地的情况发生了。

多少年后,兵团的老现役军人对知青的基本评价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要比部队的战士高得多”。这也是兵团在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系统的最有利条件。

 

离别:泪水伴随哭声喷涌而出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到了3月下旬,春天来了。积雪开始融化,山上流下的“桃花水”,哗哗地在我们住的大棚前汇聚成溪。

终于看清了,喝了一冬的水里,竟然还夹杂着牲畜的粪便!

连队的一切都已经步入了正轨。出操、伐木、备料、训练、开会,日复一日。

冰雪的融化,意味着界江开始解冻。边境的军事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们初步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紧急战备任务。

一天,通信处王处长带领几个参谋干事再次来到连队。

“连队要整编了!”消息不胫而走。为什么整编?怎么整编?我当时并不知道。

这天,我到食堂帮厨,王秉刚处长也在。因为我们连部设在老乡家,并不方便,所以食堂除了做饭,也是领导聚集的地方。

我正在削着白菜,王处长忽然问我:“晓恒啊 ,这次去佳木斯怎么样?”

当时,我没有一点准备,怎么领导还知道我的名字?又这么亲切地征求我的意见,令人措手不及,只是局促地回答:我服从分配。而内心却翻开了锅。

其实,领导们已经紧锣密鼓地研究决定了我们连队和每个人的“前途”。

谁也想不到兵团通信连仅仅存在了短短5个月。

经过简单训练,第一次实弹射击开始了,大家兴奋异常。摸了几个月的空“铁把子”,终于装上了“54”手枪实弹。

靶场设在村西北的山谷里。一百米胸环靶,没有靶纸,用粉笔画在木板上。5人一组,卧射装子弹,每人只有5发子弹。由于这枪没有快慢机,基本要求是打2—3发的点射,全靠手指控制板机。第一次打靶,多少有些紧张。4班的赵仁贵,一扣扳机,“嘡嘡嘡嘡嘡”,5发子弹全飞出去了,靶子上一个弹孔也没有。

阵阵清脆的枪声落下,仿佛预示着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

几天之后,连队宣布了整编决定。将近一半的人员留下,到佳木斯接受新的任务。由连队的14名骨干组成一个班,由王忠强任班长,张庆任副班长,留守坑道,并继续完成营建任务。剩下的一半人,将回到原来各自的团和连队。

连队这样决定,是兼顾了各种实际情况。留下的人员固然高兴,一些年龄大些和有实际问题的同志也高兴。

记得连里有一个天津知青,嗓子不好,那时已经27岁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遗憾的是一些和我差不多的同志,在艰难困苦中他们没有退缩,个个经住了考验,就这样回到过去的连队,意味着新的开始和对他们的重新评价,多少有些“残酷”。

要说我们连的人走到一起,还真有缘份。你看这些人名:王忠强、王荣强;王刚(大)、王刚(小);赵晓峰、赵晓恒;邹玉宾、窦玉宾;王景阳、李景阳;杨正明、杨建明;贲景龙、鲍景龙。这样姓名相近的人,就有918人,以至于连队在点名时,经常是两个人同时喊“到!”这仅仅是巧合吗?

淡淡的离别愁情弥漫在连队。

留下的14名战友是:三排长王忠强(上海),二排5班副班长张庆(北京),一排2班副班长刘克力、单福成、鲍景龙(哈尔滨),一排三班副班长陈寿培、刘世宝、吕晓光(北京),屠水泉、罗贤忠、朱正堂、方龙森(上海),孙柏生(佳木斯),赵海南(本地)。更艰苦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不久,其中4名战友被选调到牡丹江1422部队学习“接力”,既微波通信。他们是方龙森、吕晓光、朱正堂、赵海南。学习后,他们又回到七里地,参加了后期的营建工作。

这天黄昏,差不多全连的同志都赶到横道河子火车站,送别那些即将离去、4个多月来朝夕相处的战友。

4个多月来,车站还是那个车站,队伍还是这支队伍。变化的是,艰苦的工作磨烂了他们身上仅有的衣服,一个个差不多都是“衣衫褴褛”了。不同的是,在他们年轻的脸庞上,目光坚定、成熟了。 

站台上,大家紧紧相拥,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和叮咛嘱托。熟悉的,不熟的,打过架的,处得好的、闹过意见的,相互之间都像亲兄弟一样难舍难分。

暮色之中,开车的铃声一响,忍不住的泪水伴随哭声终于喷涌而出。那是哭吗,简直就是“飚”泪。

这样的场面我只经过一次,那是9月在离开北京奔赴北大荒时,站台上亲人们离别时痛彻心底的哭声。可那时我并不理解。

转眼之间,此情此景,却真正震撼了我的心灵。“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哭声包含了多少痛苦、思念、不舍和隐忍,震动了整个横道河子!

同年4月,我在佳木斯开始了兵团司令部警通连的战斗生活。

 

(赵晓恒  原兵团司令部警通连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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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赵晓恒[2013-1-24 2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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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晓恒![2013-1-26 23:13:38]
记得兵团通信连的战友们[2013-1-29 1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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