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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恒:密林中的神秘部队——记在横道河子的那些日子(上)
黑龙江兵团网   2013-1-20      作者:赵晓恒    来源:杨茂军

            密林中的神秘部队

 

                          ——记在横道河子的那些日子(上)

 

                                                 赵晓恒

 

                       前 言

 

    美国著名飞行家林登博格的妻子说:“没有写下来的,就没有发生过”。

    转眼43年过去了,今年七月和几个战友终于重返横道河子,完成了我一生的夙愿。触景生情,激活了头脑中逐渐淡忘的记忆。

    在哈尔滨和战友们聚会时,回忆艰苦的往事,我说了一句话两个字“忍耐”,得到了大家会心的笑声。大概是对那段日子的一个概括。其实我知道,仅仅有忍耐是不够的。

    回来后终于把多年想“纪实”下来的心愿付诸实施,动起笔来。

    然而一旦写起来,思绪就像当年的林海雪原,连绵不绝。同时也正如作家杨洪坛告诫我的,这是一项艰苦的事儿。

    几十年来从事司法工作,常和战友开玩笑,这辈子只会写“判决书”,写作肯定没有文学色彩。好在大家支持我,自己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再坚持法律“客观、公正、严谨”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大概也就够了,毕竟不是写小说。

    兵团历史上这段鲜为人知的“特工”故事,可以说是尘封已久。虽然茂军、路通兄等发表过不同的文章,确实是简练了一些。我是真怕将这段历史遗失,无奈能力不够,匆匆记录下这些丰富的故事,也可以叫做“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吧。不为别的,借用台湾作家吴念真的话,:“你希望你所珍惜的部分留下来,可是你眼看着时代潮流这样在走,它有一天会不见,你会不舍,因此你希望在你的创作里面,把它留住。”

    由于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加之思想水平局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指正。

                        赵晓恒

                           2013年1月15日

 

 

 

                     兵团直接要人

 

    1969年12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地里劳动的我忽然被叫到连部,指导员徐秀清通知我收拾简单行装,马上到团部报到,原因和目的上级未讲。

    此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天马上就要黑了。我匆匆告别战友和领导,告别12连,背着行装走上通往团部的公路。一路上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虽然我只在连队呆了不满3个月,但是打心眼里已经开始厌烦艰苦枯燥的务农生活,总盼着有些改变。现在,莫非机会真的来了?迷惑的是,这一去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就像前方的路一样,暮色笼罩,模糊漫长。

    总之,这突然的改变使我充满了幻想与忐忑。但是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到哪儿都要好好干,不辜负领导和战友的期望。

    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12月的北大荒天寒地冻,连队到团部有30多里地,要是靠两只脚走下去,可够我喝一壶的。正在我发愁时,一位卡车司机让我搭上了去团部的顺风车。也就在那次,由于迎风站在卡车上,我的右耳被冻伤了,虽不严重,但每到冬天右耳就发痒,数年之后方好。

    在团部招待所,我遇到了另外两个报到的哈尔滨知青,他们年龄比我稍大一些。第二天,身为现役军人的团长亲自接见了我们3人。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兵团直接要的人,去牡丹江1422部队报到。至于是去当兵还是干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你们是代表我们团去的,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当天,我们离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1团,经名山、宝泉岭到鹤岗,乘火车赶往牡丹江。

 

                      行装五花八门

 

    在牡丹江1422部队,已有来自兵团各师团的百十名知青报到,带队的是兵团司令部通信处的几名现役军人,三点红的绿军装显得特别夺目。要知道,在那个“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特殊时期,军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勇敢、正义、正确的化身,用如今的话讲,如同圣人。

    几天之内,一支由兵团司令部现役军人领导、120多名全国各地知青小伙子组成的连队,即兵团通信连成立了!连长是关玉玺,指导员王若岐,还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绝大部分是现役军人,都是从部队通信部门和兵团各师团抽调来的。

    除现役军人外,还有两名知青格外引人关注。一个是佳木斯知青王景阳,另一个是北京知青、也是连队文书单小兵。他们作为兵团21团担架营的战士参加了著名的珍宝岛战斗,颇有些英雄本色,平时大家最爱听他们讲战斗故事。

    自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事件以来,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随时存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封冻以后,局势更加紧张严峻,备战工作刻不容缓。为此,沈阳军区决定,一旦战争爆发,由兵团组建一个新军,兵团通信连作为兵团司令部,即新军指挥机构的组成部分,先期成立。然而这一切,由于保密的缘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现在看来,真可谓“临阵磨枪”也。因为除去部分现役军人和提前两个月学习了一些无线报务知识的20名知青外,绝大部分人什么通信和军事知识都不懂。这支队伍集合起来,行装是五花八门,除了年轻和士气之外,什么装备都没有。这还不算,到了这儿才知道,牡丹江只是我们的集结地,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连队马上又要开拔,目标是兵团的前线指挥所所在地——横道河子!

 

                    初识“横道河子”

 

    横道河子镇,位于牡丹江市现海林市境内,地处长白山张广才岭岭脊东侧,是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咽喉要道。它与现尚志市毗邻,向西到哈尔滨258公里,往东南经亚布力42公里是牡丹江市,距绥芬河口岸210公里,距现海林市30公里。301国道和绥滨铁路穿越全境,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年,日本和俄国均把此地作为军事要地,驻有军队,遗留了许多日式、俄式建筑和设施。

    1969年12月19日,我们从牡丹江乘火车向西北行进,经海林县,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横道河子。

    横道河子火车站是典型的俄式建筑,两个尖塔分外醒目。出了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两山夹着的小镇。远处两旁的山坡上是白雪映衬的层层山林,一条冰雪覆盖的河流由西向东穿镇而过。

    林海雪原如今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十分新奇。

    镇子上人不多,以铁路工人和铁路设施为主。我们这支一百多兵不兵、民不民的神秘队伍忽然出现,引起当地老百姓的注意,纷纷投来猜疑和诧异的目光。

    没有汽车或马车接送,队伍立刻走上积雪覆盖的崎岖山路。大家排成一队,肩背手提着行装,一路上呼哧带喘,不时有人滑倒。王景阳和另一名战友,用一根树叉挑着沉重的行李,走得大汗淋漓,连棉衣都脱了。大家互相扶助,连滚带爬地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登上一座山顶。向下一望,群山环抱之中的一个小山村,掩映在渺渺炊烟之中,一片温馨祥和的气息。周边广袤的森林形成起伏的林海,一条白雪铺就的山路从对面山顶直劈向山脚。

    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七里地”村,因距横道河子7里山路而得名,一个不到百户、近300口人的小山村。

    顾不上欣赏风景,大家忍着疲劳饥渴,一个接一个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下了山。

 

                入住“七里地”牲口大棚

 

    进村后,由于住的地方尚未安顿好,全连人员分别被临时安置到老乡家、小学校和生产队部休息。小学校里没有火,浑身的汗落了,湿透的衣服透心地凉。此时我真正感到了什么是饥寒交迫。

    头一顿晚饭,是高粱米饭就白菜汤。由于炊事班的锅小,饭菜供不应求,我只吃了一碗饭和冻菜汤,根本就没吃饱。

    几经周折,当晚我们终于住进了村里用木头搭起的牲口大棚。它坐落在村北靠东的山坡前,坐东朝西。打前站的同志和老乡已经将牲口牵走,把里外三间房改造成对面上下两层的木板大通铺。木板铺得很疏,大缝接小缝,上面铺上草垫子,踩在上面忽悠忽悠的,要十分小心才行。

    虽说做了一些修缮,但屋子里仍然四面透风。屋中间是汽油桶改成的烧“柈子”的火炉,烟筒通到户外。地面是土地,里外三间只有大屋一个大门,挂上棉门帘防风。门外搭了个门斗,门朝南。屋内地面比门外地面要低一截子,残留着未融化的冰雪,进门时经常有人滑倒。

    我被分到二排六班,住到大屋靠东侧的二层铺偏中间位置。大铺的中间有个简易的梯子供人上下,每个人所占的铺位不到70公分宽。既使这样,由于铺位不够,有一些同志当晚还没住进来,在小学校冻了一宿。第二天又增加了二层铺,全连战士才挤了进来。

    晚上睡觉时,几十个人一字顺着排开,人挨着人,被挨着被,一人翻身惊动十数人。“起夜”的人往往就在门口解决了,连尿带水,门前因此结了一层冰。

    没有电,每班发一盏马灯。我们班的马灯由班长、哈尔滨知青李继平管理。全连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安放在大间屋与另两间屋之间的墙上,供全连收听北京的新闻广播。

    每到晚上,大棚里好不热闹。伴着收音机播放的“样板戏”,铺上铺下的人围着马灯,挤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天南海北地聊天。在人们睡着之前,没有宁静可言。

    来到七里地村才知道,沈阳军区工程部队先期已在周边的山中被覆好了坑道,是一个军级指挥所。分别是村外3里地开外、海拔600余米山上的通信坑道,离村14里地深山中的指挥坑道,和村北山里的后勤坑道,成三足鼎立之势。

    到七里地村后的几天之内,连里即组织班长以上的干部,跋涉几十里,参观了三处坑道。记得他们回来时都很振奋,描述着坑道里的所见所闻。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装备通信坑道,建立无线电对沈阳军区、省军区的通信联络,同时搞训练和基建。也就是把电台、发电机和必要的装备安置到通信坑道里,沟通测试。训练报务员和其他通信人员,做好随时开通的准备。除此之外,上山伐木备料,在通信坑道所在的山里盖房子建营房,守卫坑道并执行战备值班。所以,通讯技术和伐木、营建等工作和生活技能,我们都要在这个山沟沟里从头学起。

    这是一项特殊任务。

    这支队伍的到来,给七里地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是既紧张又刺激,生活条件差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终于见真格的了,战争真的要来了!

 

                       挎着空枪站岗

 

    部队前期运到的电台、发电机等通讯器材,存放在村中借来的库房内。入驻以后,连队布置了夜间哨兵和执班人员,全体战士轮流上岗,警卫仓库。

    哨兵持俄制pps-43式冲锋枪,就是雷锋同志标准照中手持的“铁把子”。之所以叫“铁把子”,是因为其枪托是铁质折叠的。这种枪采用自由枪机自动原理,开膛待击,也算是“二战”时的名枪。连队没配发子弹,但对于第一次摸到真枪的我们来说,这已经够让人兴奋的了。

    晚间在村中“库房”放哨,每班两小时。除了“铁把子”,上一班传下来的还有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那时,有手表的人屈指可数。

    这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站岗放哨。持个空枪,面对漆黑寒冷的山林雪野,望着寂静的山村,伴着机械手表发出的“滴答”声,一片黑影,一声狗吠,都会使我们感到紧张刺激。这对于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我们来说,足以使我们的脑袋中充满了各种幻想。

    好几次哨兵反映,发现村子附近的山里升起了信号弹,搞得大家十分紧张。连首长一再强调,要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针对一些人不断反映空枪站岗的问题,大个子副连长张景山(来自三师18团7营64连)在一次开大会时吼起来:“空枪怎么了!?不信咱们抡起来试巴试巴,肯定比烧火棍强!”

    现在想起来,当年挎着空枪站岗,犹如“秫秸杆打狼——两头害怕”。但是也得亏没发子弹,否则,这种“死”撞针的“铁把子”,不是闭锁装置,特别容易“走火”。拉开枪栓击发时,撞针像铁块似地来回撞击子弹,安全性差。放到一帮20岁左右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小伙子手里,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事呢。在兵团历史上,这种枪没少出事。

    除了哨兵,还有一个执班人员,守着三间屋子里的两个铁炉筒子,加木柈子,使火不灭。勤快的人不断加柴,火旺起来能将炉筒烟囱烧得通红。这时,一层睡觉的人感觉温度合适,很暖和,而二层的人则要踹被子了。偷懒的人如果睡着了,加柴不及时,对二层的人来说温度反而较合适。但湿柈子会沤烟,加之烟囱漏缝,此时就会烟尘四起。二层的人处在上半层的烟尘之中,呛得受不了,早晨咳出的痰都是黑的。此时,脸盆里的水都会结冰,下层的人也会被冻醒。为此,经常是上边的人喊太热,下边的人喊太冷,上下两层的人时常为此发生争执。

 

                   见到什么都想咬一口

 

    由于横道河子远离兵团辖区,交通运输不畅,加之战备紧急、时间仓促,给养根本没到位。部队前期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主要是高粱米饭和菜汤,周末偶尔吃一次烙饼,没有任何其他副食。

    每个班打饭就用刷干净的洗脸盆装,汤则一个排一水桶,白菜、土豆、萝卜三样来回换。虽是三样菜,基本都是冻的。但既使是清汤寡水,每次都是桶前人头攒动,一柄长把勺反复地在众人手中轮流“贴边铩底、紧捞慢起”,人们连一片菜叶、一星油花都不会放过。

    因为大家来自天南地北,所以在闲暇时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全国各地的好吃的。你说北京的烤鸭,他说天津的麻花,你说上海的小吃,他说哈尔滨的大列巴。由于吃不饱,“精神会餐”自然就成为大家永恒的话题。

    人在饥饿的时候,见到什么都想咬上一口。

    一次,三排一个去打饭的同志发现食堂的柜子里有块冻猪肝,管不了那么多,拿起来就走。炊事班的上海知青方龙森发现后追了出来。食堂离我们住的大棚大约有100米远。那个同志见有人追,边跑边“饥不择食”地狼吞虎咽起来。小方更急了,大喊道“不是怕你拿,那是生的!”

    还有一次,一排的三班长王景阳打饭时,在路上将骨头汤中的大棒骨藏在路边的雪窝窝里,抽空就去啃一啃。

    由于饥饿,在宿舍到食堂这段不足100米的小路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打饭人像野兽一样偷吃偷藏食物的趣闻。

    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此话一点不假。

    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还好,后来我一生中再也没有这么饿过。

    为了填饱肚子,每到星期天休息,各排人员轮流请假,翻山越岭到横道河子去“打牙祭”。好在我们每个月有32元的工资,扣除伙食费13.50元(按照部队每天0.45元标准),还有剩余。而留守的同志则百无聊赖,瘪着肚子躺在铺位上穷聊天,期盼着回来的同志捎回些吃的。个别同志学老乡的样子,用钢丝做个套子上山去套兔子。由于没有经验,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当时横道镇子上有两个饭店,分别在河东和河西。一到星期天中午,两个小饭店里几乎全是我们的人。特征就是穿黄棉袄、戴羊剪绒和狗皮帽子,一些人还腰系麻绳,兵不兵、民不民,说话南腔北调,吃起饭来如狼似虎。那时整个国家都穷,饭店里除主食外根本没有什么肉菜,有的只是蛤蜊肉炒的菜和包子花卷等主食。

    镇子商店里唯一的肉食是货架上的“冬菇鸭”铁桶罐头。但是,六七块钱的价格,没人敢买。

    我当时刚满16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之劳动强度也大,没油水,总是吃不饱。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一顿就吃了7个大花卷,东北话讲,还“咋的不咋的”。更有意思的是,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吃得过饱,走不动,在山道上,大家一个个歪七扭八、连滚带爬,下山基本上都是滚下来的,一时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

    如今想起来,大家还是乐不可支,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像“威虎山”下来的土匪。事实上,国人都知道的威虎山离七里地只有28公里,我们后来还去玩过。这是后话。

 

                要革命就没有不长虱子的!

 

    一百多个青年在大通铺上住了没多少日子,虱子就开始泛滥了。由于执行的是紧急战备任务,几乎所有人带的都是简单行李,许多人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洗澡更是天方夜谭。不要说在这儿,我就是在原连队两个多月也没条件洗澡。在这里每天干活出一身透汗,没有换洗的衣服,只有用体温烘干接着穿。对于个人卫生而言,那时有句“洗脸嗑儿”,叫“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

    虱子这种生物据说一晚上能爬过7个人的位置,所以人人都被传上。虱子不仅叮人让人浑身刺痒,更可恨的是,它还通过吸人血传染疾病。

    关玉玺连长在一次大会说,老八路管虱子叫“革命虫”,要革命就没有不长虱子的!讲完我们今天吃苦的伟大意义后,他又说,治虱子的办法有两条,一是煮、二是冻。也就是把衣服放盆里加水烧火煮,或是把生虱子的衣服晚间放到外面冻。

    连首长们当时都分住在老乡家,听到这话,我知道首长们也未能幸免。

    以后,屋里的火炉上日夜都有人在“煮”衣服,也有人在“冻”衣服。当然,还有人好面子,似乎“百毒不侵”,但实际上人人心里都清楚。为防止头发里生虱子,许多人都剃了光头。我也不例外。

   记得小时候看苏联电影《保尔.柯察金》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保尔们”为防止虱子传染伤寒病,在阴冷潮湿的大工棚里的火堆旁,脱光衣服消灭虱子的场景。如今,我们再现了这一景像,睡大通铺、烤火、抓虱子。

    直到春节前,我们的生活条件稍稍改善后,才集体去横道河子镇上的铁路职工浴池,洗了我到兵团后的第一次澡。记得不大的澡堂里雾气蒸腾,挤满了人。泡澡的池子里的水是深灰色的。

 

                      两个逃兵震动全连

 

    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时间不长,在这支年轻的队伍里产生了一系列思想问题,各种传言不胫而走,初来的新鲜感很快消失,消极情绪逐步蔓延。

    你想,大家既是来自五湖四海,又来自各师不同的团和连队,各自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本来就有所不同。加之绝大多数人对于被调到兵团司令部充满了幻想。这可到好,不仅没能当兵,反而来到这山沟沟里吃尽了苦头。可以说,这种艰苦超出了在原连队的艰苦程度,不说别的,起码在原先的连队好赖能吃饱饭。

    一些人的幻想因此而破灭了,许多人感到前途渺茫。不久连队就连续发生了几件事。

    先是一些青年图慕虚荣,未经请示,即偷偷携带几支冲锋枪跑到镇子上拍了照片,给家里寄去。连队按照“泄密”进行了批评教育。因为老百姓并不知道我们是一支武装连队,至于承担的任务则更不可能知道。如果泄了密,让间谍特务侦查到了可不得了。

    其实这几个人只是年轻好奇,倒是没有其他想法。而个别人泡病号情况就不大一样了。这几位年龄稍大,可能想法更多一些。只见他们愁眉苦脸,不上工也不说话,只是每天揣手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更严重的是两个逃兵的出现,震动了全连和兵团司令部。

    记得两名青年中一个是天津的,瘦高个,大眼睛,长得挺精神,来自18团警卫排的石XX;另一个是哈尔滨的,曾经是四师师长的警卫员。也许是他们原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太好了,与如今的境况反差过大;也许是其思念首长,抑或是觉得回去还有“靠山”。反正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提到三师18团,大家基本都知道,其前身是中苏友谊农场,苏联最早帮助建立的机械化大农场,有10个营10万人,号称“天下第一团”,基础雄厚,生活条件是相对最好的。师长的警卫员生活条件就更不用说了。二人当初来到连队时,就明显有一些优越感。这两个知青经过盘算,最后不计后果,乘上工的时候不辞而别,分别跑回了原单位。此一情景又与《保尔.柯察金》电影里出现逃兵的情景何其相似。

    连队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人,紧急报告兵团司令部。经查,确认了二人系逃跑。最后,相关部门按战时逃兵,开除了两人的兵团战士籍,并给予严肃处理。

    就这一严重事件,连长和指导员多次召开全连大会,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进行教育。

 

                  每天晚饭后都要开会

 

    全连大会只能在大棚里开,每个人就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听,上铺下铺挤得满满的。连首长就着昏黄的马灯,站在大屋与中间屋相连的地方向全连讲话。记得指导员王若岐当时讲得最多的是:我们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不戴领章帽徽,但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大家也是战士。我们执行的是战斗任务,再多的苦,再大的难,我们也要克服,上级交给的任务要坚决完成!

    词句的铿锵有力、表情的激昂慷慨,是我们永远忘不掉的。

    那时,全连上下除了连首长外没有几个党团员,绝大部分是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既无生活经验,又无工作经验,政治思想工作要深入人心并不容易。那个时期正在“文革”中,一切都要政治挂帅,可以说最不缺的就是“革命”口号。然而一旦遇到严酷的现实,碰到“真格的”,许多人的思想和行为就立刻原形毕露了。

    说实话,面对艰苦,我思想上也不是没有想法,但逃跑是想也不敢想的。一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就知道服从领导、服从上级;二是没处跑。我没条件也没脸跑回原连队;三是在艰苦面前,全连上下人人平等,没有例外;四是在这儿尽管艰苦,但决不是受不了。尽管我们年轻没见过世面,但在我们的印象中,最艰苦的应该是解放前受地主剥削的老百姓和革命斗争中的红军、八路军。

    “文革”中搞“忆苦思甜”活动,没少吃忆苦饭,那种苦涩难咽的滋味应该才是真正的艰苦。那时常讲的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今天的这点苦比他们肯定差远了,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解救他们吗。

    这些想法如今看起来很幼稚,但在当时又是真实的。时代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想,当时绝大多数人肯定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如今看来,“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这话是真有道理。另外,古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又是多么重要和寓意深刻啊!军心动摇往往是从吃不饱肚子开始的。

    那个时期,连里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召开全连大会,小结工作,进行思想教育。除了讲国际国内和战争形势,强调纪律和保密,就是批评反面典型,也大力表扬表现好的同志。

    印象深的,有三排的王智敏,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北京青年,在出早操列队时忽然晕倒,栽倒在前排人身上,清醒过来后仍坚持工作,毫无怨言。

    指导员王若岐在大会上讲的另一件事更让我终生难忘。他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厕所,不知哪个同志患有严重的痔疮,大便上尽是鲜血。可这个同志从来没吭过一声。

    是呀,那时我们一天两顿高粱米饭,难以消化,又没有油水,简直就是“刮肠子”。加上艰苦的工作,又缺医少药,这位不知名的同志能默默忍耐和坚持,需要多大的毅力呀!

    配合思想教育,连队还想尽办法改善生活。

    为了在做汤的时候能让大家多吃一口菜,连里派炊事班的同志去横道镇上捡白菜叶。元旦前,还专门派报务教员王刚到海林县找有关部门去批些猪肉。因为他是军人,戴着领章帽徽好办事。那时,全国人民都是勒紧裤带支援解放军、支援战备。

    可当地相关部门根本不知道横道河子驻有这么一支部队。王刚费尽口舌,最后终于争取到三“扇”猪肉。他一个人“一个电线杆一个电线杆”地倒腾到火车站。到了横道河子又回来叫人,借老乡的爬犁顶风冒雪拉了回来!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足以让大家好一阵高兴,菜汤里能见到荤腥了。

    至于文化活动,除了平时听听广播,就是连队在集合、开会时唱唱革命歌曲,没有条件开展其他活动。生活条件基本改善后,春节期间,连队组织大家到横道河子的铁路工人俱乐部,看了我到兵团后的第一场电影——《列宁在1918》。连队集合步行前往。由于是在晚上,只能走公路,来回20多里地。

    不大的俱乐部里就像旧社会的戏园子,乌烟瘴气,挤满了镇子上的年轻人,他们大声说话、抽烟,旁若无人。更让我惊讶的是,人人在吃着“毛嗑儿”(葵花子),地上的瓜子皮多得几乎“没”过脚面。

    兵团司令部知道连队的条件十分艰苦,元旦前调给连队一台崭新的解放牌汽车,那可是白牌军车!司机是何学一,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连里派了一个能干的、有眼力价的小伙子孙君同给他当徒弟,让所有的人羡慕不已。

    这台车基本解决了连队的运输问题。

 

                   半夜连滚带爬去救火

 

    一天半夜,驻连队的通信处参谋薛昆修,手提一柄劈柴用的大斧,从外面冲进大屋,高喊:“着火了!快去救火!”

    全连战士从睡梦中惊醒,顾不及穿好衣服,连滚带爬地跟着薛参谋冲出屋外。火场在村中一户老乡家。那时村里基本没有砖房,全是“木刻楞”,一旦火势蔓延,就会“火烧连营”。

    此时,火已经快上屋顶了。火焰映红了夜空,情势紧急。火灾现场人声鼎沸,混乱不堪。全连百十号人和老乡混在一起,扎着堆,又没有工具,不知如何是好。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火灾和救火,真是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谁喊:“快去拿脸盆!”这话提醒了大家,人们用最快的速度取回脸盆。可是到处是冰雪,哪儿有水?!好在村东头的小河离得不算太远,大家迅速排成一条好几十人的“传送带”,一头的人从河床上凿开冰窟窿,用脸盆舀出水,一个传一个送到火场。那里的同志接过脸盆,一盆接一盆地不断泼向房顶。火,终于扑灭了,老乡的房子烧毁了,但没有人员伤亡,村里更多的房屋保住了。

    疲惫不堪的同志们浑身被冰水浸透,又结成冰,像穿了铠甲一样,冻得不停地筛糠。

    在救火其间,全连干部战士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军民鱼水情。

 

 

              门口的冰都没铲首长就到了

 

    生活问题的转折点在于兵团副司令员王统,带着机关“司、政、后”的领导,还有牡丹江军分区独立一师师长等来视察工作。

    和现在不一样,记得当年首长来时,我们连门口的冰都没来得及铲一铲,全连干部战士就挤在大屋里的上下铺上等待,腾出我斜对面的一层铺让首长们就座。警卫员先进门一掀门帘,王副司令员抬腿迈进门,由于门槛较高地面较低,光线又暗、又有冰,身材魁梧的首长一脚踩歪,一个趔趄险些滑倒,幸被警卫员钱利华扶住。

    首长那次具体讲了什么,记不很清楚,只记得讲了战备形势、任务,并慰问大家。全连干部战士都很激动,深受鼓舞。特别是首长当场拍板,责成独立一师师长,也就是1422部队的首长想办法优先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时,大家的掌声尤其热烈。

    其实,我们还特别关注首长们的言行举止。独立一师师长抽的烟是红牡丹牌香烟,当时是五毛一一盒;王司令的警卫员小钱个子不高,很机灵,显得比我们还小。他穿着新军装,挎着64式小手枪,把我们惊羡的不得了。首长走后,这些都成了我们的谈资。

    说来有缘,几十年后,小钱在北京某区检察院当了副检察长,后又调到最高检察院工作,我们没断过联系。

    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就在牡丹江地区,转天,独立一师就先期送来一卡车白菜,解决了我们没菜吃的燃眉之急。

    连里还用高粱米与村里的老乡换煎饼,给大家“调剂”口味。因为村里闯关东的山东人多,所以以吃煎饼为主。那个时期更苦的是老百姓,他们连高粱米都难得吃上。一个在寒风中排队换高粱米的白发老婆婆对我们说,家里有病人,哀求我们换给她一些。这一景象真让人难以忘怀。

    在那里,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煎饼。山东人的煎饼是以苞米面、豆面加少许白面烙的,坚硬难咬。吃之前,老乡都用炊帚潲上水,变软后再吃。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尽管嚼得腮帮子发酸,还是感觉就像点心那么好吃。

    说到“点心”,村里的小卖部还真有,只不过就是当地出产的所谓饼干,干硬没油,略有甜味。平常卖不出去的饼干和糖果,在我们到了以后,没几天就卖光了。

    来视察的首长中职位最高的,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开国少将江拥辉。不过那次他因故没过来,去了另一个战备点“磨刀石”。他委托其他首长来慰问了我们。

    据战友回忆,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汪洋等一行,因是匆匆而过,没有接见全连战士,只是听了连首长的汇报。记得当时是午后时间,首长们尚未吃饭,炊事班用“金贵”的白面为首长们做了一顿烙饼。首长们在小学校吃,我们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看得直眼馋。当时一个胖胖的首长还挥手招呼我们:“小鬼,过来一块儿吃!”。

    来得多的,是兵团司令部通信处的各级领导。为了鼓舞士气,王秉刚处长,许开怀、薛昆修参谋等轮流常驻。除了上山工作,还跟大家讲形势、讲任务,做思想工作。面对艰苦,他们显得是那么镇定自如,成竹在胸。

    一次,王处长在大屋给全连讲完话,大家早就对他腰里的“狗”牌“橹子”感兴趣,起哄非要让他给大家见识见识。只见王处长掏出枪,打开红绸布,利索地退下装着子弹的梭子,验枪后,放心地把枪交给围着的人群。一把漂亮的小手枪在大家高举的手中传来传去,人人都为能摸到枪为荣。这还不够,大家非要王处长到外面开两枪过过瘾。一群人起着哄,簇拥着王处长涌到门外,一声清脆的枪声划过山谷,引得大家一片欢呼。殊不知这种枪的子弹是打一发少一发,所以王处长只打了一枪。

    现在想起这些,仍然感到有领导在,大家就犹如有了主心骨。真是上下同甘共苦,大家莫大鼓舞呀。

                                     (未完待续)

 

 

 
最新评论
值得一看的好文章[2013-1-21 11:30:41]
小恒您好![2013-1-21 2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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