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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为常:在黑土地上播种希望——我所认识的王强同志
黑龙江兵团网   2012-6-24      作者:范为常    来源:范为常

在黑土地上播种希望

 

——我所认识的王强同志

 

范为常

 

 

 

黑龙江农垦的老局长、王强同志,离开我们9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还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王强同志是我认识的总局领导中对垦情最为熟悉、处理难题颇有经验的老同志。他在总局任职时(1982—1988年),也恰是垦区农业改革举步维艰、粮食生产灾害频发、外部掣肘较多的时期。

我是在198210月认识王强同志的。总局要召开科学技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王强同志要代表总局做报告。王强同志刚由宝泉岭管理局局长提拔为总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是列在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赵清景同志之后的“二把手”。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廖立平,把王强同志在科技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任务交给了我。

对于刚来总局两个多月的我来讲,对垦区情况不了解,完成这个任务困难很大。但通过自己的努力,查阅了许多报刊杂志,把上级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垦区科技工作方面的相关报道做了收集;到档案室调阅了近二三年垦区获奖的科研成果和推广业绩,以及近年来王振扬同志(前任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赵清景书记的一些讲话,分管农业的副局长朱文熹的讲话等,在脑子里增加了许多“活材料”。在廖副主任的建议下,我还拜访了科技处处长刘铁男,请他组织一些科技人员特别是老专家,对报告的初稿征求修改意见。

最终,报告经王强同志亲自修改后,退回了秘书科安排铅印。我认真看了修改之处,主要是增添了许多具体的工作要求,如对垦区今后要重点推广的科技成果和项目,王强同志就罗列了十来条,很有针对性。从他修改和补充的问题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务实;其次是专业。

后来我才知道,王强同志在兵团时期任过二师生产科科长、兵团司令部农业处处长。

总局科技大会刚散会不久,王强同志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风趣地说:“我要见见新来的大学生”。他故意把“大学生”的“学(xue)”念成“xiao”。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强同志。

1983年王强同志任总局局长后,我多次为王强同志准备重大会议的讲话稿,与王强同志接触次数比较多。

198312月总局党委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我为王强同志起草会议主报告“提高企业素质,迎接新的挑战,为实现经营状况的决定性好转而奋斗”;

19841月总局召开首次总农艺师、总农机工程师工作会议,我为王强同志起草了“加强领导,依靠科学,为实现粮豆总产70亿斤而奋斗”的讲话稿;

19851 总局召开计划 工业会议,我为王强同志起草了讲话稿。主要内容是:加快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工业,振兴垦区经济。

王强同志任总局局长时的讲话稿,有两个逢会必讲的问题。

一是抗灾问题。

当时垦区的旱、涝、虫、雹、风灾频繁,主要是垦区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不足,改造土地生产条件的欠账大。

截至1986年,易涝面积1848万亩,其中除涝标准达3-5年一遇的面积只有690万亩;易旱面积1200万亩,其中重旱面积60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仅143万亩。

1979年至1986年,由于旱涝灾害造成粮豆减产累计74.04亿斤,年均减产9.26亿斤。其中1981年的大涝减产30亿斤,1985年的旱涝灾害减产9.8亿斤。

所以,王强同志对自然灾害危害性的认识比绝大多数人更深刻。在抗灾问题的表述上,我最初的写法都被他修改过。他的表述是“要立足于抗灾,不仅是抗大灾,而且是长期抗大灾。”在他的讲话稿里,“抗灾”一词是高频率使用的词。

在如何抗灾问题上,王强同志积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提出第一要抓投入,改变农田基本生产条件,“田、水、林、路”统筹规划、配套建设;第二要调整种植结构,“压麦、稳豆、增加水稻和玉米”。

现在看来,这些正是黑龙江垦区逐步走出困境、步入坦途的正确举措。

二是双增双节、实现财务状况好转,和“过紧日子”的问题。

由于垦区粮豆生产的基本条件一直处在投入阶段,抗灾能力也处在提升阶段,粮豆总产陡升陡降现象相当明显,经营状况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垦区财务的当家人,深知“没钱的痛苦”。许多人都听他说过“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玩笑话。因此,在他的讲话稿里,总有一大段内容必须讲双增双节、实现财务状况好转的问题。

同时,“过紧日子”也是王强同志必讲的问题。他通常的表述是“要树立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王强同志会讲得很细致。

1985年底,王强同志任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当年垦区真是“流年不利”:

一是自然灾害连续不断。

5月,垦区部分农场(牡丹江管理局6个农场、绥化管理局3个农场和红兴隆管理局的北兴农场)遭受历史罕见霜冻;

6 ,哈尔滨管理局遭受极严重洪涝灾害;

7月,北安管理局降大暴雨;

8月,东部4个管理局遭受暴风袭击,夹着冰雹。8月中旬洪水泛滥,沿江十多个农场受威胁,49个生产队被淹。

二是家庭农场改革出现大倒退。

1985年麦收前后,不少农场、生产队把刚办起来的家庭农场进行了合并,“归大堆”,恢复到机组承包和生产队承包,把已经转让给职工的农机具又收回来了。

1986年初与1985年初相比,家庭农场数量减少32.6%;家庭农场承包的耕地减少48.1%

可以说,王强同志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如何走出困境,王强同志的工作思路很清晰。

第一,在制度创新上,紧紧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

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兴办家庭农场。在他的支持下,树立了绥滨农场、前锋农场的改革先进单位。争取到把绥滨农场列进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在他的任期内,全垦区实行了厂(场)长经理负责制,废止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他积极推进工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尤其是启动了场办小型企业的租赁、转让的产权制度改革。他大力提倡在垦区发展集体、个体经济,鼓励职工发展庭院经济。对于农垦经济体制各项改革,他都倾其全力做宣传、鼓动和促进的工作。

第二,在利用外资方面,他参与决策并组织实施了“黑龙江农垦项目”、 建立农业航空实验站项目、大豆出口生产基地和大豆综合加工厂(三江食品公司)等项目,对提升垦区农业现代化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抓“两头”、带中间。一是在他主持下,19865月启动了垦区扶贫工作,确定了23个贫困场。他深入北安管理局的许多贫困场进行调研,在北安管理局开现场会,帮助农场解决困难。同年6月,经他提议,在垦区确定了32个大场,对这些基础较好的农场给以“高岗培土”,促其加快发展。

第四,积极争取中央和省政府进一步扶持垦区。

王强同志先后亲自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汇报工作,实事求是反映垦区困难,提出帮助解决困难的请求,为中央决定在垦区安排投资建立大豆出口基地、三江平原农业综合开发起到重要作用。他利用其省人大常委的身份,积极运作,促进省人大立法批准了垦区土地按系统管理和开始制定《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条例》,竭尽全力维护了垦区的利益。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曾多次陪同王强同志下农场调研和检查工作。在总局领导班子中,王强同志属于到农垦工作时间比较早的领导干部。他是1953年参加农垦工作的,对垦区情况十分熟悉。农场领导的汇报是否真实,他一听就知道,要想在他面前说假话、大话很难蒙混过关。他既在垦区西部农场任过职,又在垦区东部农场任过职;既在农场、管理局任过领导,又在兵团农业处当过处长。因此,对绝大多数农场的历史沿革、生产传统和农场特色都有所了解,认识的场级领导也比较多。

有一次,我陪同他去二龙山农场检查工作,重点考察了农场的种子加工厂。二龙山农场的种子加工厂规模和建设标准都不错,他看完后非常高兴。

坐车离开的路上,他谈兴大发,原来他在垦区第一个工作过的单位就是二龙山农场。

他问我:“知道《老兵新传》的电影吗?”

我说:“知道,我在小时候看过。”

他说:“场长周光亚就是《老兵新传》主人公老战的生活原型。第一批机械化农场的通北机械农场,是周光亚带人搞起来的,后来他调到二龙山农场当场长。我开始是副场长,当时叫‘政治场长’,以后设党委,我改任党委书记”。

他还告诉我,“周光亚参加革命早,我岁数又比他小一轮,我那时与他合作,基本上全是他一人说了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一言堂’”。

我还陪同他去过建三江管局的前锋农场考察家庭农场。他在前锋农场关注的问题都是巩固、完善家庭农场的关键问题。

比如:有机户与无机户如何结成协作联合体,把机械化的优势与家庭农场的优势如何结合起来,杜绝“花花田”;大农场如何防止粮豆产品的管理失控,杜绝家庭农场私卖粮食,如何解决家庭农场“负盈不负亏”的问题等。

做好贫困农场的扶贫工作,当时也是王强同志头脑里的“兴奋点”。我前后陪同王强同志去过龙门、襄河、肇源、和平等农牧场。在这些农场,王强同志坚持都要看看职工家庭生活状况。

记得在和平牧场,我陪他看了几户贫困家庭。其中有一户是蒙古族,看完后他心情很沉重。

记得去肇源农场考察时,路过距离王强同志老家不远的地方。他指着那里一片盐碱地告诉我,“这地方还是那么穷,我1946年参加土改,那时阶级斗争还真是你死我活,我们都得带着枪。我从村里出来,一直干到副县长。抗美援朝一开战,我是肇州县的担架队大队长,就随部队入朝了。”

我对王强同志尤为敬佩的是,他为了垦区的利益敢于直抒己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正式出台了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政策,对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制度。

省政府给垦区下达的粮食合同定购指标13.7亿公斤。但1988年总产量是25.7亿公斤,垦区的“三留粮”就需要11亿公斤,每年约有2亿公斤无法完成。在“粮食双轨制”情况下,按照合同定购价与市场议价之差计算,为完成这2亿公斤缺口,大体损失利益8000万元。

总局为了完成交粮任务缺口,总局当年自筹210万元,管理局自筹400万元,对承担交粮任务的农场补贴平议差价款;同时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垦区不惜将3座大型大豆加工厂和10小型浸油厂的商业性加工基本停止了。使这些加工厂开开停停,严重吃不饱,损失利润几百万元。

王强同志为此事,多次在省里开会时,强烈呼吁省政府应考虑垦区的实际承受能力,减少合同定购指标。因此事,王强同志还与分管粮食工作的省领导在会上辩论起来。

二是中央给垦区的小型水利建设投资基数8000万元。下放到省里转拨时,结果年年被挤占,拿到省里去平衡其他市、地区,到垦区时只剩4000多万元了。为了此事,总局每年都提意见。王强同志作为省人大常委,更是在有些会议上公开向省政府提意见。省里有关领导对此还产生了一些看法。

三是198410 ,省政府决定,将北安管理局所属的龙镇、龙门、引龙河、襄河、长水河、格球山、尾山农场,绥化管理局所属的绥棱、海伦农场,九三管理局所属的山河、嫩江、嫩北、七星泡农场,哈尔滨管理局所属的岔林河农场等,移交给省司法厅劳改局管理。

省政府决定之前,总局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 采纳。但在198512月,省委第32次常委会议决定,16个劳改农场(龙门、襄河、龙镇、引龙河、尾山、格球山、长水河、七星泡、嫩江、山河、嫩北、绥棱、海伦、梧桐河、岔林河、依安),由省劳改局交回总局。

交回之前,总局也曾提出不同意见。由于体制和隶属关系,仅隔一年又发生变化,使得绝大多数的农场班子也出现较大变动,生产经营极不稳定。

王强同志曾为此事,与某位省政府主要领导曾发生过争论。

四是1987年至1988年,垦区内外对垦区的几项基本建设项目有不公正的议论和指责。这几个项目是:农垦大厦、三江食品公司(大豆加工)、大连商贸公司和太湖疗养院(非议者称之“三大一太”)。

现在看来,除了太湖疗养院算作非盈利单位外,其他都是企业。非议主要集中在农垦大厦,认为这是搞“楼堂馆所”。总局在佳木斯市没有自己的宾馆,还是兵团时的招待所,中央领导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程来垦区视察,只能安排在佳木斯市政府宾馆。

但“三大一太”问题,不知何故,传到了农业部农垦局。结果在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时任农业部的部长,未点名批评了黑龙江垦区,脱稿说了一句“万丈高楼平地起”。

王强同志会后,立马就找了时任农垦局局长的孙畔祺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王强同志之所以能这样做,原因就是他把垦区的利益与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至于个人的“仕途”,根本不去考虑。如此无畏,无私使然。

大家不要误认为王强同志是个爱提意见、不尊重领导的人。我亲眼见王强同志对农垦的老领导都十分尊重。

原农业部、农垦部的领导,如刘培植、张林池、张修竹、赵凡、王振扬等同志来垦区时,他只要有可能,一定会亲自陪同去农场考察。19867月份,王振扬同志自离开垦区后第一次回垦区考察,王强同志陪他走了20个农场。

和王强同志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生活上有4个特点:

第一,特别讲卫生,喜欢穿白色的袜子。他说,白色袜子很容易发现脏,可以提醒自己勤换洗。

第二,基本只穿布鞋。几乎没有见他穿过皮鞋,总是穿双圆口的黑布鞋。即使去北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也是如此。

第三,特别重视早餐。不仅早饭吃得比较多,而且只要在家的话,早饭必须有炒菜。在吃早饭问题上,他的重视程度与清景同志对待早饭的态度反差很大。

第四,睡前一支烟。在前锋农场招待所,我和王强同志住一间房。我们俩都躺下后,他拿出一包烟,他自己点一支,给我一支。我很奇怪,平时没见他抽烟。他说,每天入睡前都要抽一支烟,借抽支烟的功夫,把一天的事在脑子里再过一遍。

王强同志为人随和,喜欢与工作人员聊天,也善于体察下属。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陪王强同志到上海出差,我向他请假一天,回家看看老母亲。他非要随我一同去,看望我母亲。

我说“您事情那么多,不必去了,我把您的慰问捎到就行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去了,你母亲对你在北大荒的工作生活就会更放心些。”

第二个例子:19864月底,我陪王强同志去绥化管理局调研返回哈尔滨,住在总局香坊招待所。晚上,我被招待所服务员叫起,告诉我:“总局总机转来上海的长途电话,你父亲病危,请你速回”。

可能是服务员的声音把住在隔壁房间的王强同志惊醒了。他知道后,当即说:“明天你就坐飞机回上海,我让哈尔滨办事处一早就给你买机票”。

第三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彩色电视机还相当紧俏。总局商业公司进了一批日本原装彩电,我和办公室的另外两个上海知青王昌隆、赵国防都特别想买到。但知道凭我们自己去找商业公司领导估计“没戏”,我们决定找王强同志。王强同志当即写了条,为我们办理了此事。他说,“就是少给关系户,也要给你们这几位坚持在垦区工作的知青啊”。

我内心非常清楚王强同志对我的厚爱与器重。

19863月,刚提拔我为副处没几天,他找我谈话,动员我下农场任场长。我一是不愿意去,愿意在总局机关工作;二是自己认为不是当场长的料。

他只得给我交底,党委是准备培养你的,已是总局后备。这个台阶是必须走的,时间也就二三年。另外,给你找的农场是中型农场,农场工作基础属于中等偏上的。

由于我执意不认可,还托了张福如副局长替我说话。王强同志对此事暂时放弃了。

1988年初,他又找我谈话,让我去某个管理局任党委书记。我又强调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最适合在机关工作云云,结果也不了了之。

(后记: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1994年王强同志给我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听说我在北京南郊农场任党委书记,在垦区没有做的事在北京农垦去做了,他非常高兴。我看着熟悉的字体,尤其是永远不变的上下排列式的落款签名,心里热乎乎的。)

19879月,省委派刘成果同志来垦区工作,任党委书记,王强同志只担任局长职务了。19885月,王强同志退休,离开了总局领导岗位。

我在19924月调离垦区,到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即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工作。

在我启程那天,已经退休的王强同志,及总局机关七十余人自发到佳木斯车站为我送行。列车开动后,我望着王强同志和为我送行的人们,忍不住哭了。

再见了,我尊敬的领导!再见了,亲爱的北大荒战友!再见了,养育我23年的黑土地!

如今,北大荒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强同志在黑土地上播撒的希望正在成为现实——

他最期盼的、具有强有力抵御自然灾害的、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已经屹立在国人面前;他力主推进的家庭农场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也已经成为垦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制度。

王强同志是为垦区农业生产力的跃升和经营体制的创新,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之一。

北大荒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王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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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范为常[2012-6-24 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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