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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祖培:令人敬佩的农场老干部 ——《现役军人记忆中的兵团》之八
黑龙江兵团网   2011-11-7      作者:谭祖培    来源:谭祖培

               令人敬佩的农场老干部

            ——《现役军人记忆中的兵团》之八

谭祖培

 

67团,我结识了原农场很多老干部,一起共事七八年,成为好朋友。现在他们大多数已作古。每当回忆起那段时间的往事,他们的为人处事、英容笑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田世芳  实际上的行政一把手

田副团长是原查哈阳农垦局副局长,属于副地市级老干部。67团成立后,他屈就任副团长,没有任何怨言。他的能力、工作、作风、为人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身为副团长,按分工,他只负责几个生产基建方面的工作,由于某些原因,他实际做的是行政一把手的工作。生产建设方面的事本来就很繁重,具体事要抓,其它行政首长分工管的事也要由他来协调,难事、怪事、得罪人的事也要他来解决。如前面提到的何龙的事,齐良洪的事,太平湖纠纷的事,经营管理方面资金物资难以解决的事,拉关系方面的事,处理重伤知青邵留娣的事,等等,都要他来抓。真难为他了。但他顾全大局,从不畏缩不前,勇于担起许多本不应由他担的担子。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好在倪副团长很大度,倚靠他,也不计较,在许多事情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为他减轻了一些负担,在工作的全局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否则,非把他压垮不可。因此,他是公认的67团实际行政一把手。

在工作作风方面,他深入基层,关心知青和职工家属的生活,他很少坐办公室,长往连里跑,情况摸得清。全团谁要想朦他,门都没有。

我亲眼见,他到连队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知青宿舍、食堂检查,看住的还有什么问题呀,伙食有没有问题呀,等等。如有连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回去设法帮助解决;连里可以解决而未解决,他批评起来也够厉害的。因为这方面的事,他曾把一个连长批评哭了。

还有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那时职工的工资很低,人均每月35元左右。有的人因家里老人孩子生病呀,供养人口多呀,常常入不敷出,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救济轮不上,只得向单位借,借了又无力还。日积月累,到1974年,全团职工拖欠的借款达到三十多万。

这时,上面来了文件,要求清理职工欠款,要分期从欠款职工的工资中扣回。在研究贯彻这一文件时,极个别的“老左”表示坚决按文件办。

田副团长则坚决反对。

他说:“你了解这些困难职工的情况不?要按你说的办,有的职工就要吃不上饭,有的就得去上吊,出了这样的事你能负责吗?”他坚决主张对欠款职工一个一个摸底排队,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能还的,就作计划,有本人认可签字,按计划还款。无力还的就拖着。有新发生的特困职工,还要借。

田副团长支持者多,我就是最铁的一个。付朋也是一个。后来还是按田副团长的意见办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田副团长在全团威信最高。要是没有他撑起,67团还不知是个啥样子。

    在生产经营方面也一样,他情况明,决心大,解决问题及时。所以,下面有事,一般都找他解决。

    在生活方面。他是地方行政17级,每月90多元。家有5口人,孩子小,负担重。他的小女孩和我的女儿是铁姐妹,我曾到他家去过一次。他住的房子和我住的是一样的。家里有一些必需的被褥、衣服,有一个炕桌,一对旧箱子,厨房里有一口锅和碗筷之类的东西,其它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了。他从来不向组织上提生活问题。

    政治上,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是“黑棉袄”(农场干部冬天都穿黑棉袄,军人穿的是黄棉袄,因此群众就称“黑棉袄”和“黄棉袄”),说话特别谨慎。有些事,他也有看法,但不说。他与我有点铁,私下也对我表示过忧虑。我没有见他在人前人后说过别人的坏话。

他的品德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对我的使用、关心和支持,让我终身难忘。想起他,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刘德充  办公室在地里

刘副参谋长是原金边农场的老场长,1971年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和精神都很好。金边的干部讲他的故事,说起来没个完。他在金边农场威信很高。他最大的特点是勤快、密切联系群众。

金边农场5个队,除了13连、14连有点水浇地外,其余全是丘陵漫岗旱地。从春播到秋收,除开会外,他整天在地里跑。每个地号几天就要跑一次,他发现的问题,有时连里干部都不知道。

在他的影响下,金边的干部都像他一样,作风扎实。

他特别喜欢玉米,给我说起来滔滔不绝。他说他做梦满脑子都是玉米。当玉米苗长起来,他那个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白天看了回来,晚上睡不着,起来又去看。到了拔节期,他说,晚上可以听见玉米生长时的咔咔响。

他可以说是专家,金边没有人不服他。

在任副参谋长期间,总是那样,在办公室你别想见着他。他说他的办公室在地里。他对我说:“咱们是种地的,又不是大官大机关,有多少公事要办?下面的事,你经常往他那里跑,有问题现场就地解决。你要是呆在屋里,人家就得往你这里跑,怎么算划不来。你呆在屋里有什么事干?你在屋里种什么地?”

他是我的长辈,我感到他是在教育我呢。我既佩服又感动。他整年整月和干部职工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亲如弟兄。

他联系群众也很独特。他会一点小魔术,常常把干部职工逗得乐翻天。

有一次,我俩去到23连检查夏锄。地里,有几十人在铲地。休息时,我要他给我们表演一下取取乐。

他说:“我这都是老掉牙的小把戏,大家都看过,就算了吧。”可铲地的知青不干,给他鼓起掌来了。他只好表演。

只见他用手在袖子里摸了一会,伸出两手,给大家看了看,说,“我这手里什么也没有吧”,然后两手合起来晃了晃,右手拇指食指夹出一枚针。

他又对大家说:“请看我将这颗针从我的左手掌心穿到手背那边去”。说完,就把针对准左手心。又说:“看好了!”只见他将针使劲一插,然后右手快速拍打几下,翻过左手背,右手拇指食指在左手背上取出一枚针来。

大家都看傻了,全体鼓掌。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秘密,说了就不灵了。

他还对我说:“到群众里去,我又不会唱歌,不搞点小把戏让大家乐呵乐呵,板起个面孔,谁还会理你呀。”

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与群众的关系那么好,他心里装着农场那一两千干部职工家属啊!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言传身教,他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使我终身受益。

他与我共事只有一年。1972年职工组成立,他被调回去任职工组组长,还管金边那5个连。如今他早已过世,掐指算来,今年应该是他满一百岁诞辰了吧。

 

                    杨全福  一身正气先正己

 

杨副参谋长是原太平湖农场场长。67团成立后,任一营营长,刘副参谋长调走后由他接任。1975年,他调九三那边五师47团任副团长。

杨全福与我共事三年多。他年龄比我大,我就常称他老领导。田副团长和刘副参谋长的好作风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1973年,有一天,我和他去连队检查工作,他也是先到知青食堂看看。当时正赶上吃饭。有几个知青把吃不完的半拉馒头扔在桌上就要走。杨副参谋长立即将它捡起来,叫陪同的几个连干部和他一起将它吃了。

我也要,他不给我。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点,这不公平。”他只好也给了我一块。

正在吃的时候,满堂的知青都停下来看着我们。杨副参谋长说:“有什么好看的。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不用说馒头,窝窝头都吃不饱,有的还在挨饿呢!”

就这么两句话,整个饭堂鸦雀无声。知青们悄悄把饭吃得干干净净地走了。 

当时我想,这可比白居易那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幸苦”的诗句教育强多了。

有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认为这太不卫生了。我认为,这不是讲不讲卫生的问题,是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应知道什么叫“身教重于言教”。教育别人要先正己,后正人,人己皆正;光正人,己不正,人己均废。不要夸夸其谈地说教,自己要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先要做出样子。

那时候是这样,现在仍应这样。今天,恐怕不会再有人去吃别人吃剩下的馒头吧,但他那种精神和教育人的方法还是应该发扬的。

他这个人一身正气。有一次,我和他在哈尔滨,街上有一个小伙子把一位妇女撞到了,那个小伙子反指责被他撞到的妇女挡了他的路。他一看,就上去和那小伙子论理。

那小伙子说:“关你什么事?走开!”

杨副参谋长命令他:把人给扶起来,道歉!要不,今天把你摆平了,我陪你到底。

在围观群众的指责声中,那小子乖乖地扶起那位妇女,道了歉,杨副参谋长才让他走了。

知青朋友们,今天这样的事难道没有吗?要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遇到这样的事应怎么做,要学前辈的传统的道德精神。不是去模仿,这种精神是模仿不来的。

上山伐木遇险。在红星林业局伐木,有一天,杨副参谋长带领直工组的人埋设原条归楞立木。由于经验不足,立木刚立起来就向杨副参谋长站的地方倒了过来。这时,正好有一个知青站在他附近,他奋不顾身地将那知青推向一边。幸运的是,立木倒下落在杨副参谋长身外一米多一点的地方,两人安然无恙。

这件事把在场外的人吓了一大跳。

又有一天,我也被回头棒子(树伐倒在地上弹起的木棒)打了一下。他知道后,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顾别人,不顾自己。

1980年,他随九三农场局赴川考察团到成都考察,我们见过一面。这一晃就过去31年了,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我和他的永别。他已作古了。

曹根寿营长在电话中对我说,杨全福这个人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他离休后,因农场离休干部待遇比地方低,他不服,还到省里上访过,终未果,后来郁郁寡欢,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想,他要是想开点,乐乐呵呵活到现在,也超不过90岁,看看今天的国家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查哈阳农场发生的巨大变化,那该有多好啊!

 

                    付鹏  不顾小家顾大家

 

付副参谋长原在万发农场工作,67团成立后,任团副参谋长。他是大学毕业生,在团的领导层里,他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他分工管农业机械化工作。

知青朋友都知道,在大型农场中,农业机械多么重要,我认为机械化是大型农场的命根子。一个连队,耕地上万亩,耕、播、收主要靠的机械化。要是农业机械出了大问题,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得抓瞎。可见,付副参谋长担子有多重。

不搬家67团成立后,盖了十多栋砖瓦房,作干部家属宿舍。他家住在万发,离金边有20公里左右。无论从那方面说,分给他一套谁都没话说。可是他就是不接受。

他说:“团里住房很紧张,不少军人还没报到。我的家在万发,住在团里工作很方便,家里有事可以往回跑。”就这样,他的住房一拖就是两年多。直到1973年团里盖的家属宿舍竣工后,所有干部住房都解决了,他才最后一个搬了家。

分房子的时候,有的干部跟我叽咕,为自己谋利益。我说,你与付副参谋长比起来,你也不脸红!这个干部啥也没说就走了。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

调工资1975年,团里第一次给知青职工调工资。调工资本不是付副参谋长的事,因为涉及好几个部门,需协调。我知道他这个人为人很正派,办事公道,就提出让付副参谋长来抓。团里领导都同意。

这里只说调资结果。按政策调整,该调的都调了,剩下七八十人,由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属于可调可不调。也有几个按规定不能调。这些人几乎都是农场的人。那时,知青月工资32元,老职工最高的也就40 元多一点,他们的子女与知青一样,也是每月32元。快20 年没有调过工资,可以说,调资是人人翘首以盼。

对这七八十人调资的处理,付副参谋长也有顾虑。因为他是“黑棉袄”,顾虑有人说闲话。他将问题提交团党委讨论决定。

他提出,职工工资这么低,快20年才调一次,要是错过这一次,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年。他建议,可调可不调的全给调,几个不能调的放放再看。最后党委一致决定,不留尾巴,全给调。

这件事就这样办了。

事后,不出付副参谋长所料,真的还有人来对我说:“这些人都是农场职工的子弟,关系复杂,付副参谋长是不是有偏心,不该调的也给调,执行政策也太右了。”

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他说:“这是团党委的决定,与付副参谋长无关,他是做具体工作的。如果有问题我兜着。我不懂什么‘左’和右,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你有没有?如果有,能不能给我看看,见识见识?”

听我这么说,来人自讨没趣地走了。

我从来不会“溜须”。尽管前面提到的原农场老干部多已作了古,只有付副参谋长还活着,我即便“溜须”也没有什么用。但付副参谋长在67团的作用还是要说说。

67团没有因为农机问题误过事,付副参谋长功不可没。他是知识分子,能干大事。嫩江局成立后,他被调泰来某农场任场长。1995年,他已是黑龙江农场总局副局长,到成都来开糖酒会,我们见过一面。他还给了我一些精炼大豆油,我将它送给同事朋友分享。以后过年也在电话里拜过年。

听赵伟说,他现在哈尔滨,很好。祝他长寿!

 

           孙指导员  毫无畏惧下冰河

    营连干部故事也不少,这里只说一个人和事。

9连孙指导员,他带着拖拉机,跟我到乌奴耳林场去伐木。离伐区不远有条河,5米多宽,封了冻。冰层大慨不够厚。前面的几台拖拉机通过后,最后一台压破冰层掉下河。那时零下30度。我到现场指挥抢险,办法我不愁,难的是要有一人钻到河底去挂钩。

只见9连孙指导员,二话没说,衣服一脱,就钻下去。不到一分钟,就挂好了钩。他浮出水面,只说了两个字:“好了”。

大家将他拉上来,帮他脱掉湿衣服。我用我的皮大衣将他包上,送回帐篷去暖和。他大概是杨副参谋长带出来的基层干部,作风泼辣干劲大,思想工作也不差。后来调到营里任营长。

    原农场老干部的事就说这么多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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