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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焱:北大荒的女儿——刘瑛
黑龙江兵团网   2010-3-30      作者: 张 焱    来源:
 

北大荒的女儿——刘瑛

                         张 焱

 

人物档案:

     刘瑛,1935年生于沈阳。19503月,刚满14岁的她,远离亲人,到黑龙江通北农场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1954年底,刘瑛作为业务骨干调往黑龙江国营友谊农场。19557月,她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手,被媒体誉为“云雀姑娘”,也成为当时中国妇女的一面旗帜。

    刘瑛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并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周恩来夸她为农业插上了“机械化的翅膀”,原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则亲切地称她为“北大荒的女儿”。   

 

    一个暴雨滂沱的夏日午后,记者在友谊县委宣传部偶遇现定居北京回乡探亲的刘瑛。

眼前的刘瑛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一身草绿休闲装、一个斜挎的黑色肩包,光洁红润的面庞上目光炯炯,不时露出一脸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这让人很难想象她已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

听说筹建中的友谊县博物馆正在征集文物时,她此次前来是特意将自己保存40多年的老照片全部捐赠出来。将这些自己“押箱底儿”的东西送入博物馆后,“北大荒”的40多年,对刘瑛而言,将只存于美好的记忆中。

和记者谈起“北大荒”那段风雨兼程、昼夜奋战、激情燃烧的垦荒岁月,刘瑛便禁不住热血涌动,心中泛起无可名状的波澜。就是这块她所挚爱、并深深为之眷恋的黑土地,与她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承载着她太多的光荣与梦想,还有那阅尽青春年华之后,永远咀嚼回味不完的人生五味。

           

                一部电影成就了她的梦想

    今年75岁的刘瑛,1935年生于日伪占领下的沈阳。父亲是伪满洲国奉天铁路局的职员,母亲是官僚地主家的二小姐。动荡不安的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父母的失和,使她过早地懂得了爱与恨,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以及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同时也练就了她坚韧顽强、乐天知命的性格。

    1949年10月1,新中国诞生的大喜日子。在金水桥上,正在北京女三中读书的刘瑛和乙班的胡英,作为一年级的新民主义青年团员,举手宣誓。此时,她亲眼所见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耳聆听毛主席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啦。

她们站在金水桥上,和广场上的沸腾的人群一起欢呼雀跃,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互相拥抱。

“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头一件大事。虽事隔多年,回想起来还是宛然如昨。”言语间,刘瑛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刚刚解放的北京,物资紧缺、粮食匮乏,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刘瑛经常要忍饥挨饿。

“要吃饱、吃好,就要有充足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生产粮食和解放全中国列为同等重要地位。”

一天,学校组织她们看了一场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影片描写苏联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帕莎•安格林娜,和平时期开着拖拉机种田,战争时期开着坦克与德国法西斯战斗的故事。为了在困难的日子里多打粮食,安格林娜和她的女伙伴们夜以继日地劳动,赢得了好收成。

刘瑛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她立志要做安格林娜那样的女拖拉机手,到农村去,为北京生产粮食,支援全国解放。

这成了一个北京女孩子14岁时的梦想。

            

               追随梁军姐姐踏入圆梦之旅

19503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北京火车站,作为欢迎大会代表的少年儿童队伍的一员,刘瑛见到了“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她高高的个子、健壮的身体、英雄的事迹,成为刘瑛心目中的“偶像”。

中国的安袼林娜就在眼前。刘瑛赶快和好友林淑婷商量,给梁军姐姐写信,要求去她的拖拉机队。

    梁军很快给她们回信了。她说:在祖国的最北端有老大的荒原需要开采,那儿有黑土地,可以生产大量的粮食,就是人烟稀少,条件艰苦。夏天蚊子、小咬成群,还有像火柴盒大的瞎蠓,专门咬人和牲畜;冬天零下30-40度,穿棉衣都不敢到外面去,有时会把耳朵和鼻子冻掉;开荒时居无定所,小马架子藏身睡眠,吃的经常是玉米面窝头,盐拌黄豆和大馇子粥。那里没有电影上的粉壁白墙,只有躺在铺着松软麦草的铺上可以数星星。

恶劣的条件并没有把她们吓倒,反倒激起从小就喜欢冒险、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刘瑛的更大兴趣。她和淑婷分头做家长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缠和央求,刘瑛终于说服了在北京军事管制委员当俄文翻译的妈妈,同已改名为林革的林淑婷一起,于1950314踏上去“北大荒”的列车。

那年她14岁。

在哈尔滨市阿什河街的公营农场管理局,两个小姑娘要找“梁军姐姐”。人们热情地告诉说,梁军是花园农场的拖拉机手,正在沈阳拍电影。两个小姑娘急了,眼泪花花。人们为小姑娘倔强的性格所感动,破例把她俩推荐到通北机械农场。

    一年的春播即将开始,被分到二中队的刘瑛白天整修农具,保养机车,晚上就在宿舍里听技术员讲课。废旧的大油桶里,烧着木柴,劈啪作响,油壶子、马格内斗(即磁电机)等伴着她进入梦乡……

    一天早上,与刘瑛一个机车组、因为脾气特好而被大家称作“老婶儿”的车长沈文学,让她到小河沟里取水给拖拉机水箱加满。她提着水桶向小河沟走去。沟浅,水总灌不进水桶,她想把水桶往深处放,可一不小心,她和水桶都掉到河沟去了,她大喊救命。干活的人们听到喊声,急忙跑过来,看她在水里扑腾,有的吓坏了,有的却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水沟深不及膝盖……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刘瑛进入了开荒点。现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除了充满诗情画意的辽阔草原、蓝天白云之外,那四壁透风、阴冷潮湿的小马架,污浊的泡子水,和那被老战士们戏称“革命虫”的虱子,渐渐地使这个小姑娘蔫巴了。

老场长周光亚听到反映,专门来看她,跟她讲了梁军不怕苦、不怕累,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的故事,鼓励她用实际行动向梁军姐姐学习。这时,她又收到梁军姐姐的亲笔信,提出和她开展竞赛,争当劳模。

麦播开始了,他们坐上斯大林—80拖拉机拉的大爬犁,上面放着行李和炊具,向临时宿营地出发。宿营地上已搭起了四个布帐篷,在北国寒风中沙沙做响,地上铺满了麦草,三个小队各住一个帐篷,另一个就是各队的女同志住所。

一天凌晨,在寒风中酣睡的刘瑛突然被嘈杂声惊醒,勉强睁开睡眼,只见中队长领着许多人拿着锹正在她睡的帐篷外铲雪,夜里下的雪已经把她们埋上了。

此时帐篷已经倒塌,被子被呼出的气体冻粘在嘴上,一时还不敢甩开,否则会把皮肉一起扯掉。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得到场长鼓励和梁军姐姐亲笔回信的刘瑛,仿佛吃了“定心丸”,不再畏惧退缩,不打“退堂鼓”。

在开荒誓师大会上,她第一次站到人前,昂着头,挺着胸,小嘴一张,脆声脆语:

“请大哥哥、大姐姐们放心,我今年14岁来北大荒,243444……也不离开北大荒。我永远是北大荒的女儿!”

刘瑛稚嫩天真的表态,博得了全场的欢笑和掌声。

此后,小姑娘好象突然长大了,她一头扎在工人中间,开车、修车,累活、脏活,她抢着干,满身油污也不在乎。夜班作业回来,钻进帐篷,躺的是男是女她也不管,只要有空隙,大衣一裹,挤上去便呼呼大睡。一有空,就把工人师傅的脏衣服抱到水泡子边去冼干净,整天忙忙碌碌。一度消失了的歌声,又重新回响在荒原上。在当年的开荒中,她被评为三等劳模。

不久,《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里边这样写道——

“远远的草原上,搭起一排排帐篷……一个女同志躺在小帐篷里看书,她正在出水痘,手臂上还有不少斑痕。场长告诉我,她叫刘瑛,才16岁(实际才14岁),是北京女三中的学生……那红黑健康的脸孔,赤裸着的双足和一对矫健浑圆的小腿,完全是个朴素健康的农村姑娘。我问她现在的生活比学校里怎样?她笑起来,脸红得像一朵花:‘学校好,这里更好。你看,我们屋子里都长着各种各样的花草,门口前面就是无边的大草原。我们一走过去,草原立时就变成了良田’……”

这篇文章被选入当时的初中课本。

1954年底,刘瑛作为农机技术骨干调往友谊农场工作,她已18岁了,个子却很小,两个小辫翘着。一同调来的老场长周光亚嘱咐她:要像个“老兵”样,处处起带头作用。

接班前,她早早来到地头,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认真保养。机车开进荒原,她全神贯注。别的车换班吃饭,她当班时,就让助手给她拿几个馒头,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把着操纵杆作业,班次工效由最初的45亩、75亩,一直提高到120亩。

农场开荒报捷,刘瑛被评为开荒建场模范。

19557月,刘瑛登上联合收割机驾驶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康拜因手,创造了轰动全国的班次收割小麦375亩的新记录。

当年秋天,她被评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1957年,她又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1958年,她带领联合收割机组,在多雨的情况下,以班次收割小麦375.1亩的成绩刷新了全国记录。她所在的机组被团中央授予“保尔.柯察金突击队”的荣誉称号。

刘瑛先后六次见到过毛主席。

那年她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祝酒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问她:“小鬼,你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

刘瑛爽快地回答:“从北大荒来,是收割机手!”

“好哇,你为农业插上了机械化的翅膀。听你的口音,不像北大荒土生土长的。”

“是啊,我是北京人,到北大荒都七年多了。扎根了!”

周总理很高兴地和她碰杯,说:“好,有志气!”

19581月,《长江文艺》杂志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云雀姑娘》,至此,刘瑛开始被称为“北大荒的云雀姑娘”。

 

              到蔡妈妈家作客身心受洗礼

 “当年创建友谊农场时,不仅来了大批有志青年,其中还有从印尼回来的学生,而且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也把子女送来参加建场。这里边有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的女儿,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女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李富春和蔡畅同志的女儿李特特。这位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听说这里筹建友谊农场,就带着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来参加建设了:住草屋,吃大馇子,一边带孩子,一边搞课题试验;奶水不够,就用菜汤把窝窝头煮烂喂孩子……当年,就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大伙……”

刘瑛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情景。

19579月,刘瑛出国访问回来,刚走下飞机,就接到参加全国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的通知。她急忙赶到政协礼堂,就见到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

蔡畅高兴地说:“好呀,我的北大荒女儿回来啦。”

原来,刘瑛在农场同李特特结下了姐妹情谊。李特特调回北京工作,刘瑛每次去北京总要探望这位留苏归来的大姐姐。李特特曾把这个小妹妹介绍给妈妈,蔡妈妈见了刘瑛,总是亲切地称她为“北大荒的女儿”。

蔡畅主持完主席团会议,就招呼刘瑛到身边来,问坐飞机累不累,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康克清、罗琼等介绍说:“这是我北大荒的女儿,友谊农场的康拜因手,刚刚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回来。”

邓颖超、康克清等听了,亲切地将刘瑛拉到身前,慈祥地问她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刘瑛一一答了,内心感到老一代革命妈妈对自己的无比关怀。

到了星期六下午,罗琼通知刘瑛,散了会等蔡畅妈妈一起回家。刘瑛走出会场,蔡妈妈已经在厅外等她了。

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一个院落。院内有一座小巧别致的二层楼,楼前有一棵茂密的大树,爬墙虎爬满了小楼的四周。屋内的摆设非常简朴,没有沙发,也没有华丽的大橱。刘瑛随着蔡妈妈进了屋,只见李富春正坐在一把褪了色的藤椅上看书。

蔡妈妈拉着刘瑛来到李富春跟前,说:“我把我们在北大荒的女儿带回家来了。”

李富春亲切地握住刘瑛的手,笑着对蔡畅说:“这孩子身体真棒,到底是边疆锻炼的!”

刘瑛说:“我一顿能吃特特三顿的饭量!”

这话逗得李富春、蔡畅大笑起来。

李富春问道:“你这次随胡耀邦同志出国,一定学了不少东西,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刘瑛便说了自己的感受,印象特深的是胡耀邦在基辅讲的话。

胡耀邦说:一个青年应该为振兴中华立志,要努力学习科学,尤其是女青年要立志就要晚结婚,少生孩子,把青春大好时光用在为国争光、努力学习上。

李富春笑道:“共青团书记真抓紧,随时都在向小青年宣传晚婚,少生孩子……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啊?

蔡妈妈也说:“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你们青年人就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要抓紧学习科学技术。”

晚饭开始了。服务员端上一只白斩鸡,还有白菜汤、肉炒油菜和摊鸡蛋。蔡畅对刘瑛说:因为你这位北大荒客人来了,特意加了菜。刘瑛感到像在自己家一样,就大口地吃起来。

饭后,刘瑛要到李特特的屋子里去。蔡畅见她俩的亲热劲,就答应了。刘瑛跟李特特有说有笑地出了楼门,走了一段林荫小路,在一间平屋前站住了。

刘瑛问:“你为什么不住在妈妈的楼里?你在哪儿吃饭?

李特特笑道:“我和孩子吃大灶,睡战士房间。”

“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还不把你留在身边?

“爸妈总是这样教育我:父母培养女儿,只是让她们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享受人民给予父母待遇的权力。”

那天,告别了蔡妈妈和李特特,刘瑛感到自己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她感受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情操,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1961年,农场送刘瑛去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深造。毕业后,学院考虑她家在北京,准备让她留在北京工作。可她说:“农场送我上大学,毕业了不回农场,这不行!再说,我还当面向周总理、蔡妈妈表过态,要扎根北大荒的。”

不久,她把母亲、弟弟从北京接到农场安家落户,投身于农场的建设事业。她回到生产队,当机务技术员、机务队长、生产队长,满腔热忱地为农场建设贡献力量。

 

            被邓小平接见再添生命之火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刘瑛身心遭受重创。一夜之间,刘瑛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帽子,她及全家都成了红卫兵改造批斗的对象。

在那段黑白颠倒的日子里,她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即便如此,她始终坚守对党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粉碎“四人帮”后,她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被任命为农机工程师,并担任农场物资科副科长。

刘瑛幸福地回忆起见到邓小平的情景——

1982年,我正在地里和物资科的职工收割小麦,一辆越野车跑进我们收割的地段。同事们一声声地喊着我,司机小柴让我马上坐车去五分场二队,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时我见到田间路上已停下大大小小很多汽车。从大轿车里走出了一位慈祥健康的老人,他环顾四周,健步地走向停放美国进口的约翰•迪尔农机的场地上。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同志。

“大家合影后,邓小平单独接见了我。82岁的老人头脑非常敏捷,他算出了我的年龄,然后说:‘一场灾难耽误了很多事很多人。现在我们要把损失掉的时间抢回来,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把各项事业搞上去,不要有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把先进的农业现代化加速搞上去。’

“这是一次幸福的会见。我真庆幸自己在农场遭受天灾人祸后,谢绝了好心人的邀请,没有离开。”

这一次会见给了刘瑛极大的鼓舞,她暗下决心,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工作中。

在家务和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的情况下,为了能尽快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刘瑛开始学英文,翻译技术材料,做农机的配件计划,检查验收进口机械的质量。很多时候是一边烧火,一边读书。很快,她搞懂了美机性能。

一次,刘瑛参与引进农机谈判,当外商试图把有问题的拖拉机卖给我国时,刘瑛当场指出其转向节不过关的技术问题,逼着他们不得不把这批已装船的100台拖拉机卸船退货。

为此她受到时任黑龙江农场总局局长赵清景的表扬。

 

           首都安享晚年献身公益事业

1990年,当了三年友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刘瑛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按照胡耀邦同志的建议,她去苏联访问,找到了当年的老朋友,和他们接洽,共同为发展边境贸易探寻路子,帮助佳木斯市政府、同江县开展边境贸易。

就在热火朝天的忙碌中,她的外孙女降生了。女儿一人在北京大学教书,女婿在苏联读博士。为了他们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刘瑛像妈妈当年一样,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赶到北京专心地带起外孙女。

孩子长大一点,她又闲不住了,在居委会里当起志愿者。她曾用学过的法律知识,帮助民营企业打过官司,为其追讨欠债;在大学校园里管过资料,给学生讲课。直到现在,她还是两个社区的志愿者,并且是社区专家志愿队队长。她联系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帮助社区老百姓免费义诊。她自己还开了一家“文泰来”信息咨询公司,指点百姓上哪家医院看病,介绍好医生、好药品。

刘瑛和老伴儿张福桐(原友谊县高级中学校长)与女儿张拓红(北京大学社会医学教授,卫生部专家组成员)生活在一起,晚年生活既充实又有乐趣。

每天早、晚饭后,老两口都要到家对面的北京森林公园散步一个小时,呼吸新鲜空气,观赏花鸟鱼虫。闲暇时,她还上网看新闻、打游戏,浏览友谊政府网站。友谊县的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是她关注的焦点。她每年都要回友谊探亲访友,走走看看,有时还会带外商前去洽谈投资合作事项。

此外,外出旅游,写旅途见闻和感受也是她的最爱。

当问起刘瑛现在有什么愿望时,她不假思索地说:“过去最大的愿望是把死后把骨灰撒到友谊大地上,与我辛勤耕耘大半辈子的黑土地融为一体,但现在遗体没有了。”

见记者疑惑不解,她笑着解释道,2001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资料室帮忙时,看到学生学习解剖学时缺少人体标本,于是萌发捐献遗体的念头。随后,她响应号召,自愿捐献器官。在北京红十字会签定了遗体捐献合同,并立下遗嘱,通过北京海淀公证处公证。红十字会为其颁发了遗体捐献荣誉证书。

“这一晃儿就过去了七、八年,我这老太太还是健康地活着,特别是这几年,中央新一代领导人亲民务实,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使我深感在这太平盛世真想再多活一百年。”

刘瑛爽朗地笑着说。那极富感染力的笑容,在雨后晴空的映衬下,格外璀璨。

 

(本网编者注:此文已经刘瑛本人授权刊登。本网发表前,曾对原稿做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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