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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解决团结政策两大问题——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兵团八年(二)(纪道庄)
黑龙江兵团网   2007-5-25 10:44:08      作者: 纪道庄    来源:

上接第一部分

为了凝聚人心,表达意志和决心,兵团提出了“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

    兵团六个师的通信地址,从一师到六师,分别冠以“建、设、钢、铁、边、防”,字样。

兵团八年的功过是非、成败优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再分析再认识。

 

   政治和思想方面,首先解决如何面对农场和农场干部——

 

否定“旧农场”之说  肯定原农场成绩

 

首先是对编成兵团的原单位——即原东北农垦总局及其所属单位和省及其它若干农场如何正确看待的问题。

“文革”爆发后,在兵团成立之前和兵团组建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度有些混乱。有的说“旧农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的则持有异议,不予认同;有的认为应严肃慎重,由上级明确才对。总之是众说纷纭。

反映在文件和讲话上就出现了不同的调子,比如有的称“旧农场”,有的称“原农场”。这个原则问题直到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的1970年,才获得统一明确的认识。兵团党委和主要领导在纠正个别人极左思想后,做了很有成效的解放干部工作。原农垦(场)干部没有一个被定为“走资派”,而且在“反骄破满”教育中,充分肯定原农垦(场)系统干部职工的业绩,加之认定原农垦(场)的管理条例章程是周恩来总理批准颁布实施的,因此否定了所谓“旧农场”的说法。

此举对于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做好工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仅以兵团司令部为例,分别担任计划、农业、工业、机务部门正副职领导职务的任兆奎、王强、郭茂连、张锡久、张福如、张立中、石玉斌、王泽翼和彭茂生等同志都是原农垦(场)系统的干部。他们任职后,兵团领导尊重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工作。他们和现役干部之间的团结也很好,共同为“屯垦戍边”事业做贡献。

也有些事不免遗憾。比如,兵团机关移驻佳木斯市后,机关院内有几栋宿舍楼及其他地方,原住着东北农垦总局机关的干部,让他们搬家了,由现役干部入住。此事虽非属“扫地出门”,但毕竟是不痛快的,甚至是伤感情的。兵团当时这样做,似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份。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并不鲜见。黑龙江省军区搬进“哈军工”便是一例。好在不久,兵团在佳木斯市迅速修建了几栋宿舍楼,改善了大家的居住条件,缓解了矛盾。

 

虽然无力摆脱“左”的干扰,也搞政治运动,但能——

 

抓住兵团工作实际  解决团结与政策两大问题

 

再看兵团在“文革”期间按中央部署进行政治运动的概略情况。

1970年冬,中央于九届二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批陈(伯达)整风”。依此精神,兵团召开全委会,除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主要是结合兵团组建两年来的实际进行整风。

这次整风是严肃认真的,许多党委委员会前进行调查研究,会中畅所欲言,使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兵团此后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兵团党委经过“梳辫子”,归纳为两大主要问题——团结问题和政策问题。

这两个问题涉及面很宽。团结问题包括兵团党委内部、上下级、现役与非现役、与友邻部队和地方等多方面的团结。政策问题主要包括对原农垦(场)干部工人、知识青年和生产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事宜。

党委副书记、副政委蒲更生,在当年召开的有机关干部列席参加的兵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就兵团党委这次整风结果做了报告。实践证明,这次整风对兵团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例如,增强现役与非现役干部干部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主要在于联系实际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反骄破满的指示精神,消除有些现役干部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傲自满情绪,明确“屯垦戍边”任务是“北大荒”农垦事业在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确立虚心向老农垦干部工人学习和主动搞好团结的思想,共同做好兵团工作;同时也要求非现役干部不满足已有的经验,继续学习和适应新情况,团结一致立新功。

又如,知识青年探亲假问题,也是经此次整风加以明确和解决的。这是在纠正了那种把知识青年视同解放军战士, 而不了解对农垦系统知识青年,应完全实行农业工人劳动保护政策,给予享受探亲假待遇的结果。随后,兵团机关即专门就知识青年探亲假事下发文件,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兵团党委整风过程中,与我比较熟悉的四师李义坦政委对我说:这次整风总结了兵团组建以来两年的经验教训,找出了团结和政策两大问题,可说是抓住了关键。产生问题的原因,有缺乏经验的问题,还有思想政策水平问题,而这又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他建议兵团党委常委多运用集体智慧作出决策,避免失误。此后,兵团领导采纳了李义坦政委的建议,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很大提高。

 

各项政治运动波及兵团  基本生产秩序得以保证

 

    1970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不久,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员即指示兵团首长“加强战备,密切注视边境动态”,但没明示其因。当时兵团首长以为苏联可能有动作,于是采取了严格战备值班、加强情报搜集研究、和有关值班部(分)队进入等级战备等措施。过了一段时间,苏方宣布尼·谢·赫鲁晓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被赶下台)逝世。兵团首长获此信息,仍对采取战备措施疑惑不解,又不能有丝毫懈怠。直至中央将林彪叛逃事件传达到军级领导,兵团首长才解开迷团。兵团机关干部也从首长签发文件中删除“林副主席指示”(当时行文必先冠“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中获知“林彪出事了”。之后,兵团遵照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文件,组织批林,划清界线。

在中央追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时,兵团将仅遇到的一个情况如实向上级汇报。那就是,林彪的妻子、办公室主任叶群为给其子林立果择媳,办事人曾到哈尔滨市找到兵团,可能是兵团女青年多是干农活的,没有人符合他们的条件,也就作罢。

机关曾有人议论说:“咱兵团是干庄稼活的,偏僻得很,住得最好的地方就这个佳木斯,又没有实力,有谁看得起咱们啊!中国有个黑龙江兵团,恐怕林彪都不一定知道呢。”此话引来周围同志一阵笑声。

1972年、1973年和1975年,兵团依照中央批示和上级布置进行了“批林批孔”、“评《水浒》”等活动。其中批孔即“批儒尊法”。印发的材料说孔子是最大的儒家人物,是“反动”的,而被杀的少正卯是法家人物,是进步的,还要求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后来听说“四人帮耍阴谋,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不过这股歪风没刮到兵团,没发生批总理的问题。

为了联系实际,改进工作,兵团首长分别召开司政后机关干部大会直接听取意见,还允许贴大字报,一些同志在二楼小礼堂和一楼门厅张贴了不少大字报。不论何种形式,目的在于畅所欲言,改进工作,而且也确实取得了积极效果。突出的是,上下一致千方百计增产粮食扭亏为盈,并且实现了计划目标,士气更振作起来。

但是,兵团党委常委交心会开得并不理想,没有很好地解决几位同志间的团结问题。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悲痛。兵团同样处于哀痛之中。兵团机关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几位知青还以诗词和歌曲倾诉对周总理的怀念。在追思、悲痛、平静的气氛中度过了那段日子。

    当毛泽东主席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使邓小平同志陷于再次被打倒的境地时,兵团已将近撤销,加之许多干部对沈阳军区奉上峰之意提出现役干部“就地转业”的做法心存抵触,哪有心思去“批邓”。这是实在情况。

 

综合看,兵团在那八年时间里,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基本情况是:兵团领导班子及其机关是稳定的,没有发生林彪、四人帮集团直接插手的人和事,也没有依靠“造反”起家坚持派性的人;批陈、批林批孔中没有走斜路,摆脱了省内的派性干扰,端正了对原农垦(场)单位的看法,继承发扬了“北大荒”艰苦创业的征战传统和精神,落实政策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使原农垦(场)干部和技术人员得以发挥作用,齐心协力执行“屯垦戍边”任务;经周总理批准颁布的农垦(场)管理规章继续贯彻执行,保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有关知青的政策、待遇得到解决等等。

这种状况的出现,从大背景说,是由于兵团组建之时已非“文革”初期,而是毛泽东主席要求全党贯彻安定团结、消除派性、落实政策的部署,也是兵团经过几次整风总结教训适时纠偏的结果。客观地看,在兵团八年的时间里,政治和思想领域,有毛泽东主席晚年发动“文革”及极左思潮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面(如“北大荒”艰苦创业的征战精神,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党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同时继续在发挥作用。这是事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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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2008-1-4 2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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